在西方学术世界发现陈寅恪

    陈寅恪游学海外十余年，足迹遍及亚、美、欧等大洲，与西方学术世界有着较密切的联系。陈寅恪在西方的经历，一直是研究者关注重点，只是囿于留下的材料不多，相关研究一直不能获得较大进展。为了弄清陈寅恪在西方生活的基本样貌，学者们作了许多努力，刘桂生、张国刚、程美宝、林伟、张伟等发掘出了不少原始档案材料，但这些都还仅限于单篇文章，如果要论第一部系统阐发陈寅恪与西方学术联系的专著，则非陈怀宇的新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莫属。

    正如作者所称，撰写这部书有几个方面的目的，一是要在西方文献中发现陈寅恪;其次是要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史中重新评估陈寅恪的早年学术;最后是要在西方学者对东方学的反思中理解陈寅恪的学术。应该说，作者的这三个想法在书中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无论是对陈寅恪在哈佛、德国生平事迹的钩沉，还是对陈寅恪著述中西典的揭示，以及对陈寅恪文献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论说等，都很有新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陈寅恪成长的国际学术背景，换言之，即弄清楚在西方“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在书中的一些见解比较深刻，特别是对于东方学相关内容的陈述更是具有专业性，这是一般陈寅恪研究者难以企及的。而对于一般研究者来说，他们往往更关心的正是作者为陈寅恪研究提供了哪些西文新资料，于是该书的第一至第三章反倒更容易被接受。通读这部分内容，不难发现作者的用力之深。作者为了弄清陈寅恪在西方学习时的生活环境，搜罗了众多材料，甚至把哈佛大学所在地的房地产信息都调出来了，作者还曾亲临这些场所，“对历史进行同情之理解”。作者发掘出的这些材料其实并非珍本秘籍，都是校报、注册手册、学会会刊等公开出版物，但作者善于从中发现蛛丝马迹，进行合理考论，提出新的观点。从看似不起眼的材料入手，这对将来想在西方发掘陈寅恪事迹的学者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的许多提法都具有独创性，譬如他推测陈寅恪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是受了《约翰福音》中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的影响，又指出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是受了德国学者赫尔德的启发。虽说作者的这些观点尚需更多材料予以支持，但其能够拓展对陈寅恪思想渊源的探究是毋庸置疑的。作者的许多观点，常常也可以在中文文献中得到印证。

    作者在论说陈寅恪之学的西学背景时，称“寅恪对希腊思想和文化似乎也情有独钟”，并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作者所举陈寅恪受希腊思想影响的几例主要来自陈寅恪著作的零星片段，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补充。1933年，在叶公超的宴席中，陈寅恪谈西书善本，就说到了有《亚里斯多德集释》一种;后来，陈寅恪又谈到“普鲁士教育部曾选希腊文选一部，由委员会选定，历多年而成，牛津大学即采用之”。(参见《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02、263页)可见，他对涉及希腊文化的典籍确实很关注。

    作者在论述陈寅恪的“少数主义”时，指出“寅恪是一位关心时事且对东西方政治均十分敏感的历史学家”，“他对于苏联的历史和现状应当十分了解”。有关陈寅恪对苏联了解情况的材料有一些，《傅斯年遗札》中收有一则签注，也可以做一佐证。1931年2月23日，为了商量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转来的“拟定总理纪念周时讲读遗教办法二条”，傅斯年函询史语所三个分组主任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的意见，陈寅恪批注的意见是:“似可探查现在俄国科学院如何办法再酌办。又前清翰林院……”(《傅斯年遗札》，第348页)由中国的“总理纪念周”联想到苏联对其领袖的纪念，不难看出，陈寅恪对苏联的政治现状的确是有比较多的了解。

    书中比较出彩的一处即作者发掘出了1944年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及1947年获选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的事迹。陈寅恪所获的这两项学术荣誉，此前的研究者均未曾多加注意，作者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之功。根据作者的考证，英国学者修中诚、陶育礼、汤因比、库克在陈寅恪当选为通讯院

    士的过程中发了重要作用，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陶育礼。作者据陶育礼所撰回忆录已经比较合理地推测了他和陈寅恪之间的学术联系，即陶育礼不仅在英国推荐了陈寅恪，而且在后来访美期间也很可能在一些场合提到了陈寅恪，“北美汉学界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关于英国学者对寅恪先生的第三方评价”。

    事实上，陶育礼与中国学者的因缘，还有值得一说的材料。旅居英伦的陈源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到陶育礼，说自己与修中诚、陶育礼等学者都非常熟悉。陶育礼将受罗氏基金会的聘请，去美国调查该国的远东研究状况。陶育礼向陈源询问到美后应见的中国学者，陈源指出胡适、赵元任和杨振声三人不可不见。陶育礼则说，胡适“过去来英时，曾在其家住过一晚，故是熟人”。(《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第136B137页)这不但可印证《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指出的陶育礼在陈寅恪当选两项荣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引得笔者推测———陈寅恪的当选除了西方学者的因素，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是不是也在其中发挥了影响?毕竟陈源、胡适、赵元任既与陈寅恪颇为熟悉，又能够与海外汉学家搭得上话。

    陈寅恪当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时，因各种原因并不能在场，但他和一些美国汉学家颇有互动。曾是东方学会会员的加州大学教授宾板桥曾于1947年到清华大学拜访了陈寅恪(参见《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79B280页)，宾板桥亦治唐史，著有《唐朝的建立———隋亡唐兴初探》，那次见面中，双方或许有学术上的切磋。

    诸如此类的材料，常常能说明作者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具有启发作用，正如作者在“导论”所言，“宜以域外之胡语文献、寅恪自身之撰述、寅恪师友所传之掌故三类资料相互参证”，才能“更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寅恪学术之世界背景”。书中作者已经做了相关实践，尽管一些研究结论或许有失误(《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的失误，高山杉先生已经指出一些，参见《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7月14日刊登的《关于陈寅恪的几位德国师友》及高先生在该书“豆瓣网”主页的“读书笔记”。另需指出，第11页“《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应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42页“孙毓堂”应为“孙毓棠”)，但它的确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思路(如作者探讨日本学者玉井是博对陈寅恪的影响，按此思路还有不少人可以探讨，如陈寅恪与桥川时雄等)，故我们应当对这本著作多予肯定。

    作者曾说由于“种种不利因素，目前只能围绕我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就身边能找到的材料略加提示，无法兼顾复杂的历史语境”，希望能有机会进一步深入研究。作者正当学术研究的盛年，又有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地利之便，无疑还有机会在此一话题上继续开拓，为我们提供更多更新的成果，这是让人十分期待的。(例如新出的2013年第3期《文景》杂志中，刊登了作者的《赖世和:学术世家与国际联姻》，其中又有不少文字涉及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