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气贯通的著作

    “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人认为，气是构成人生命的本质，“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的涵义非常广泛，可指云气、烟雾之气、呼吸之气等等，这些涵义的内在共通点表现在“气”是具有流动性的，并且总是与自然相关。因此，由此种本质认识论与概念衍生出的“气论”便具有生生不息、天人一气的特点。此后“气论”被引入美学范畴，成为感受天地自然、宇宙万物的一种普遍的审美体验。魏晋时期，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第一次将这种内蕴生命的“气论”引入了文论，“文气论”也从此正式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重要的命题。《中国文气论批评美学》正是以此“气论”作为根本性范畴，将中国古代文论中之重要命题“文气”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是中国哲学中关于“气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气论”的一部重要著作。

    《中国文气论批评美学》分上下两编，上编以文气论批评本体论作为研究对象，具体介绍了文气论批评的渊源与属性以及从人走向文的发生过程。下编具体阐述了文气论批评之历史进程，从魏晋南北朝到清代，作者对“文气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清晰地勾勒出了“文气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发展的全貌。在上编中，作者在回顾以往“文气论”研究之学术史的过程中发现，对于“文气论”的研究，学术界并未有过系统的论述，学者们总是偏重于“文气论”中的某一个点展开研究，因此，作者此书的目的正是在后现代“反思”的思潮的影响下，突破以往对于“文气论”只关注才气、语气、气势的思维框架，将片段式、散点式的文论研究系统化。中国古代文论相对于西方文论来说，的确是较为零散的，很难自成体系，这与古人的思维方式有关，感悟式、体验式的思考方式本身就难以用逻辑和体系去框架，而更多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隽语与禅悟。但这并不意味着古文论中所有的命题都毫无发展脉络可循，因此，作者将“文气论”做一番较为系统性地梳理，此举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当然，这价值并非体现在我们从中国古代文论中找到了具有系统性的某一命题，以便可以将古文论纳入西方文论严密的逻辑性中，这不是我们对古文论研究的目的所在。真正的价值是我们对古文论的研究，从方法上突破了只求真不求用的局限，不再将某一命题仅仅当做一个概念或范畴来研究，而是将它本身也作为活泼泼的元素，将它置入具体的、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来观察它自身的发展脉络，并使得此脉络能够较为清晰的展现出来，成为一个统系。无疑这是困难的，但《中国文气论批评美学》却做到了。

    在下编中作者将她的这一研究思路延展开来，对不同历史时期下“文气论”的变迁进行了细致的叙述。例如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以气为主”的批评时，作者并没有仅仅将此时期的文论简单地罗列出来，而是深入到“文以气为主”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将它与社会背景、学术思潮、士人心态相联系，细致地分析了它出现的原因。作者认为“主气说”是“在反拨汉代经学诗学缺乏个性生命活气的产物。”经学发展至汉末，确实存在固步自封的问题，皓首穷经的士人大有人在。建安时期，魏武帝以刑名治国，一改繁冗拖沓的社会风气，文章也开始通脱、俊朗，因此“文以气为主”的提出，并非曹丕自己的想象，而是社会风气与学术思潮的变化而来的。同时，作者引《水经注》中刘祯因平视甄后而罹难被罚作磨石，刘祯求自然之态、自然之性情之事，“通过当时士人精神行为的记述证实当时对禀气、禀性的张扬。”这样的分析无疑是令人信服的，将对“文气论”的阐述放入中国古代学术思潮的变迁中，上接汉代之经学，下连宋代之理学，确为一条研究古代文论的又一路径。

    在《中国文气论批评美学》中，值得重视的是资料的详实。“文气论”从提出到古文论的终结，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各个时期文人士人的有关记载不可胜数，而且它本身作为一个并不“时髦”的话题，在今天已有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因此要把资料搜集全面、不出差错，且在众多的史料记载中整理出头绪来，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同时还要在这头绪线索之外，阐发自己的“义理”，更是需要工夫与毅力。作者能够梳理出书中所叙之脉络，可见是真正下了一番苦工的。当然，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完美，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这部书稿未能按原初构想的体系全部写出……原先设有‘文气论批评的潜体系结构’、‘中国文论批评格局中的文气论’、‘中西比较美学视阈下的文气论’三章，现在都未放入本书中。”但无论如何，瑕不掩瑜，研究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短时间内能将一历时甚久之命题理出线索，已实属不易。

    《中国文气论批评美学》，侯文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6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