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土耳其大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就当前事态作出了相对温和的表态。
在所著随笔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帕慕克大量提及塔克西姆广场的历史和风土,并写道:“‘塔克西姆’的含意可解释为分隔、汇聚或引水。”他将该广场称为“我的生活中心”,又云,“我一生都住在它的四周。”
帕慕克上周刊文于《纽约客》,读书报全译如下:
为了搞懂本周在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发生的抗议,为了理解那些勇敢的人们,他们走上街头,对抗警察,忍受呛人的催泪瓦斯,我想与诸位分享一个我个人的故事。在我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中,我写道,我整个家族都曾住在尼尚塔什的帕慕克公寓大楼内。楼前有一棵年过半百的栗子树,谢天谢地它今天还在。一九五七年,市政当局决定砍倒此树,以拓宽马路。专横的官僚和独断的长官无视邻里的反对。伐树时间即将到来,我的家人们便没日没夜地待在街上,轮流护树。如此一来,我们不仅保卫了我们的树,也留下了共有的记忆。整个家族的人至今仍然会愉快地旧事重提,它把我们绑在了一起。
今天,塔克西姆广场就是伊斯坦布尔的栗子树。我已经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六十年,我无法想象这座城市有哪一个居民,不曾拥有至少一件与塔克西姆广场相关的记忆。一九三〇年代,政府现在想改建成购物中心的老炮兵营内,还有一座小型足球场,举办过正式的比赛。著名的塔克西姆加齐诺夜总会,在一九四〇和五〇年代,曾是伊斯坦布尔夜生活的中心,它就位于盖齐公园的一角。后来,建筑被夷平,树木被伐倒,又种上了新树,沿着公园的一侧,建起了一排商店和伊斯坦布尔最有名的美术馆。一九六〇年代,我常常梦想着当画家,在这座美术馆里展出我的作品。七十年代时,在左翼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率领下,广场成了劳动节狂热欢庆的地点;有一段时间,这些集会我也参加。(一九七七年,有人挑起暴力,骚乱随即爆发,四十二人死于非命。)年轻时,我曾怀着好奇和愉悦,注视着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右翼和左翼,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在塔克西姆集会。
今年,政府禁止在广场庆祝劳动节。至于兵营,伊斯坦布尔人人都明白它们的结局,那就是在市中心仅有的一块绿色空间内,建起一座购物中心。对哺育了数百万人记忆的广场、公园,做出如此重大的改变,却没有事先征询伊斯坦布尔人民的意见,实乃埃尔多安政府的重大失策。这种麻木的态度清楚地反映了现政府正在滑向专制。(现在,土耳其的人权记录比十年前更糟。)但我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因为我看到,伊斯坦布尔的人民不经抗争,就绝不会放弃自己在塔克西姆广场抗议的权利,或者说,绝不放弃自己的记忆。
帕慕克的文章原题《一座公共广场的回忆》。读书报译自埃金·奥克拉普(Ekin Oklap)的英译稿。
何佩桦汉译《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由世纪文景公司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名下出版于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