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四年

    上大学是我从上高中起就憧憬向往已久的未来，并做了许多考大学的充分准备。1942年，高中毕业，就面临择校的问题。当时正处在日寇占领时期，京津地区比较有名的大学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北大虽是老字号，但是日伪直接管理的学校，不甘心报考。燕京大学是英、美系统的大学，已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随时将面临被封闭接收的噩运。只有辅仁大学，虽校龄很短，但因是德国教会主政，而德国是轴心国之一，日寇因同盟关系，不得不在形式上宽松些。许多著名老师也多齐集辅仁，因此成为大多数青年学子报考的焦点。我就是这年秋季考入辅仁，实现大学梦的一员。

    我进入的辅仁大学，校龄只有二十几年，为什么会成为名校？主要原因，一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二是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以校园宏伟称胜，而是广集人才，集中若干未能脱身敌占区羁绊的饱学之士。加以当时主持校务的陈垣校长交游甚广，诚邀诸多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即就文史方面而言，如余嘉锡、高步瀛、张星烺、朱师辙等老一辈的学者，还有很强的中年学者群体，如余逊、赵光贤、陆宗达、周祖谟、柴德赓、启功等先生，形成一支学术水平相当高的教师队伍。有名师就支撑一所名校，这在几十年后所显现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为什么建校不过二十几年，就能与当时几所名校争胜，并能蜚声于后来的办学诀窍。也证实后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说，名校不是靠大楼，而是靠大师（大意），确是至理名言。

    辅仁的名师队伍不是一种陈设，不是虚用名义以广招徕，更不是利益交换那种名誉、客座之类，而是实职人员，是亲临教学第一线的老师。陈垣老师以身作则，不仅亲任校长，抵挡内外各方的众多事务，还像其他单纯担任教学的老师承担同样的工作量，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史源学实习》等打基础的课程。另外还主持全校的《大一国文》工作，其负担沉重可知。张星烺老师除了担任历史学系主任，中国通史系列分段讲授课程中的秦以前史、宋辽金元史外，还开设《中西交通史》。

    这些名师不但认真教好书外，还在课外做了许多令人感动的育人示范。他们都是学术素养甚深的名师。但从无一人自命为大师而表现傲慢，对学生循循善诱，启发你如何走学术之路。他们都承担教学与辅导工作，亲自改学生作业与笔记，发还时同学间争相参读老师的批语。张星烺先生因方言较重，语速过快，所以写了很详细的讲义发给学生，以解决复习困难。陈垣老师每次布置作业，都与学生同作，并与学生作业共同张贴在课堂上，相互评论，批改作业细到改正错字。有一次我随意把“本”字一竖写成带钩的样子，陈老师在字旁画了一个大叉，在眉批上写了“本无钩”，次日又召我到办公室，为我讲了为什么不带钩的道理，使我终身难忘，竭力注意写错字的事。

    我的校园生活很简单，四年修业期间，我过着三角形模式的生活。每天从宿舍到课堂，再到图书馆，再回宿舍。每天二十四小时也是三角形模式。三分之一在课堂（听课、整理笔记、写作业），三分之一在校内外图书馆（读书，查核课堂笔记中引用的原著博涉有关图籍，储存和积累资料），三分之一在宿舍（休息、睡眠）。四年的刻板生活，没有感到枯燥。认真听课，广泛阅读，心无旁鹜，却为我奠定了今后学术道路的坚实基础。我感谢辅仁，我更感念老师们的浇灌、培育。

    辅仁四年，时间虽短，受益无穷。面对现状，得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