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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5月29日 星期三

    陈寅恪与学生

    谢 泳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5月29日   03 版)

        1954年3月,陈寅恪开始写《钱柳因缘诗释证》,1964年夏天完成,即后来的《柳如是别传》。陈先生在本书第一章“缘起”中抄录了多首自己的诗。其中有1963年冬天写的两首(一般认为这两首诗完成于1963年冬天,我以为当完成于1964年初,因为《柳如是别传》定稿在1964年夏天,而两首诗恰为“缘起”所抄诗的最后一首)诗题太长,此不具引。有中一首有两句:“高家门馆恩谁报,陆氏庄园业不存”。

        这两句诗常为研究陈寅恪的人提起。余英时最早认为是陈先生对当时“学生批判老师”的感慨,而胡文辉在《陈寅恪诗笺释》一书中,不同意余英时的看法。

        “高家门馆恩谁报”,胡文辉指出系借用了白居易一首诗的意思,白居易科考时的主考官名为高郢,此句讲座主与门生关系,可理解为现代的师生关系。

        “陆氏庄园业不存”一句的古典,源自唐李亢《独异志》。崔群是贞元八年名相陆贽所取进士,与韩愈同榜。后来仕至宰相,为官清正。唐宪宗元和十年,崔群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录取进士30人。崔群夫人李氏曾劝他置一点庄田,“以为子孙之计”。崔群笑答:“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而崔夫人却反问“你不是陆贽的门生吗?”崔群回答说:“是啊!”崔夫人说:“往年你身为知贡举,却派人告诉他儿子陆简礼不要应举,以免引起非议。如果门生真是美庄良田,那么陆氏这一庄算荒废了。”崔群闻听此言,很觉对不起自己的座主。

        这则史料,陈寅恪在自己的著作和讲义中多次抄引过。余英时最早的判断,应当说是准确的,因为陈寅恪对师生关系极为看重。“高家门馆恩谁报,陆氏庄园业不存”是陈寅恪刻意选择的巧妙暗喻。

        陈寅恪中山大学《唐史讲义》中“科举制度及政治党派”条,抄录了崔群的故事和白居易的原诗。白诗最后两句是:“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282页,三联书店,2000年)。

        这是1949年后陈寅恪比较敏感的两件事,一是旧日朋友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改业新书”;二是自己的学生迎合时代。

        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给吴宓的信中,感慨《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书以后恐无再出版机会后,有这样两句话:“《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敦古意集腋报师门’,今日四海困穷,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68页,三联书店,2000年)

        《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此信由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转来,原书有一处笔误“第三十回”应当是“第十三回”,“敦古意集腋报师门”是《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题目。吴学昭原书将“今日四海困穷,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这几句省略了(《吴宓与陈寅恪》第13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可见当时确有忌讳。

        中国旧小说中,陈寅恪最喜欢《儿女英雄传》,此点与胡适、冯友兰相同。《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题目“敦古意集腋报师门,感旧情挂冠寻孤女”,此回前一段叙安学海在山阳县河工知县任上,为人陷害,后得学生乌明阿重金帮助,原书写道:

        “乌大爷道:‘这也非门生一人的意思。没接着老师的信以前,并且还不曾看见京报,便接着管子京、何麦舟他两家老伯的急脚信,晓得了老师这场不得意。门生即刻给同门受过师恩的众门生分头写了信去,派了数儿,教他们量力尽行。因门生差次不久,他们又不能各各的专人前来,便教他们只发信来,把银子汇京,都交到门生家里。正愁缓不济急,恰好有现任杭州织造的富周三爷,是门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门生带京的一万银子。门生合他说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门生家里归还。这万金内一半作为门生的尽心,一半作为众门生的集腋。将来他们汇到门生那里,再从门生那里扣存也是一样。此时且应老师的急用。老师接到他们的信,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文康《儿女英雄传》第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陈寅恪和吴宓提这个典故,意思甚明,他的学生指不上。“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当指他的老朋友如俞大维、傅斯年、胡适、梅贻琦、杭立武、朱家骅等当年帮助过他的人。“《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语极愤怒,此处虽不能坐实所指何人,但可以理解为那些迎合新时代的老朋友和旧门生,“《儒林外史》”限制了所指范围,当是学术界熟人无疑。了解这个背景,则能理解陈寅恪1954年给科学院答复中“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的深意。

        陈寅恪晚年多讲崔群故事,其实还隐含一个判断,即女人常常较男人更有见识,这也是陈寅恪“著书唯剩颂红妆”的一个心理动机,其中暗含了对1949年之际陈夫人、妹妹陈新午决断的钦佩和自己的悔恨之意。

        陈寅恪的去留问题曾引起过争议,主要是因为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当年出版时曾有删节,后出的《吴宓日记续编》中其实已将此事言明。1961年9月3日的吴宓日记中说:“陈序经畅谈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论张伯苓、仲述兄弟及何廉;又详述陈寅恪兄1948年12月来岭南大学之经过(由上海来电,时序经任校长、竭诚欢迎)。到校后,约在1950年一或二月,筼嫂力主往外国(欧、美)或台湾,竟至单身出走,至港依David及其诸妹,序经追往,遍寻,卒得之于九龙一无招牌之私家旅馆,见筼,与约定‘必归’。序经乃先归。俟其夫妇感情缓和,乃遣人往迎归。”(《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第166页,三联书店,2006年)David即俞大维。这是陈寅恪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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