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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5月15日 星期三

    邓正来,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5月15日   16 版)

        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但凡这个时代能有的故事,好像邓正来教授都有经历,有尝试。

        1月24日清晨,学者邓正来之女“邓嘟子”微博说:“我爸爸邓正来于1月24日05:40心跳停止,抢救一小时于06:50宣布死亡。”其实人们对此早有心理准备,邓先生在去年的最后一天,已在微博上发表《来自正来的2013重生宣告》,公布了自己的病情。他在这份宣告中说,自己“天性开朗,一生都奉行向死而生的原则,希望亲朋好友们不用过于担心”。他在为自己无法完成2013年上半年的工作计划表示歉意的同时,还想将“在西医治疗我的癌症、中医调整我的身体过程中一些非常具体的心得经验和相关资料与大家分享。”谁知言犹在耳,邓先生却已撒手人寰。

        1956年,邓正来生于上海,13岁时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到了四川,次年进入内江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了工人。每个周日,他都会到内江人民公园去“喝茶”——其实是探访公园里那个被封起的藏书屋。少年邓正来从窗户爬进去,在偷几本新书出来的同时,将前一次“借”的书“还”回去。

        有一次,邓正来“作案”时不慎被看守藏书屋的一个“老右派”抓个正着。他告诉“老右派”,自己每次看过书都会还回来的。邓正来见“老右派”不相信,就将什么书在第几排书架上了,什么书里面折了页码,折页码的方式是怎样的,哪些地方又是他拿铅笔画的一一道来。“老右派”自己也是读书人,他知道邓正来是真心向学,就说:

        “以后你不能再爬窗子了,你把书看完后从正门还回来,我帮你悄悄放进去,但是这件事谁都不能说。”邓正来始终不知道这位“老右派”姓甚名谁,但一直心存感激,屡屡向人讲起这个故事。

        1978年,邓正来考上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从此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地看书了,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四年的功课一口气拿下了。当时没有实行学分制,无法提前毕业,所以只能逃课到西南政法学院听课。1982年,邓正来考上北京外交学院的国际私法专业研究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在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昨天·今天·明天》,这本书介绍了在新时代,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际私法对策。

        1985年,邓正来从外交学院毕业,他没有在大学任教,而是选择了一条在当时中国还没有人走过的路——做一个体制外的独立学者,因此他曾被《中国青年报》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化程度还不高,没有“单位”的人相对很少,邓正来成了“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收入”的“三无人员”。刚毕业的那年冬天,邓正来背着一书包自己要看的书,住在一个同学的办公室里面。有时与朋友聊得尽兴,没法回去,邓正来就到地铁站去跑步御寒,暖和一点后再坐下读书。他就是在跑步与读书的往复中度过寒冷的长夜,直到早上头班地铁进站。

        1987年,邓正来翻译了德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拿到一笔可观的稿费,加上他在当时刚刚兴起的私营外语学校兼课,终于不必再靠朋友们的接济生活了。邓正来回忆,他在北京住过的地下室有七八处,甚至有的还紧挨着臭水沟。

        在邓正来稍稍可以凭借稿费维持生活时,他又做了一个决定——“闭关”研习哈耶克著作,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谢绝了几乎所有的约稿与活动,将全部心思都用在研究上。随后邓正来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规范化。2003年,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好友张文显请邓正来过去工作。邓正来“约法两章”:第一,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但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第二,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的工作。

        邓正来虽然很大程度上是“自学成才”,但他在学术上的造诣是毋庸置疑的。以2000年至2004年为例,在有数据的全部21个学科的论文引证率中,邓正来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且同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位居前五名的学者。有《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市民社会》、《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数十种著作。

        邓正来怒斥学生“罢课”

        襟衫、黑布鞋是邓正来的标准着装,他常年练习书法和气功,抄写金刚经十余年。在如此传统的生活下,他做的却是一份翻译西方著述的大业。邓正来先是在 1997年翻译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又在2000年翻译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巨著,他一共翻译了哈耶克220余万字的著作,撰写了60余万字的哈耶克研究论文,将这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大师推介给了中国读者。

        邓正来自己做学术研究是投入的,对传播学问更是如此。2005年9月,邓正来在西北政法大学讲座时哮喘病发作,加上感冒引发咳嗽,医生建议他不要多讲话。吉大的学生们为了让邓正来能好好休息,只得“罢课”,他们让学校的车不去宾馆接邓正来。邓正来在宾馆门口站了50分钟,服务生都走过来问他:“先生您的车不会来了吧?”邓正来最后给学校打电话,才找来了车。

        他知道学生们是心存善心,但邓正来说:“如果这样就能劝得动了,那邓正来早就不是邓正来了!”

        2008年,邓正来回到出生的地方,出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同时还是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生活上的细节增添了邓正来作为一个学者的传奇性。历史学者马勇在微博上说:“邓正来教授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但凡这个时代能有的故事,好像邓正来教授都有经历,有尝试。他是一个成功者,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太可惜了。”邓正来走了,但学界留下一段“个体户”的传奇。

        (本文摘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作者杨津涛,2013年2月出版,定价: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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