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有的出版格局已然颠覆,出版新结构正在确立,体制重塑、新技术革命为出版行业带来史无前例的变革时期。至此,草莽英雄横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春秋时代已经结束,出版进入诸侯相争、合纵连横的集团竞争新时代。
如果给现今的出版江湖下个形容词,那就是“战国”。
旧有的出版格局已然颠覆,出版新结构正在确立,体制重塑、新技术革命为出版行业带来史无前例的变革时期。至此,草莽英雄横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春秋时代已经结束,出版进入诸侯相争、合纵连横的集团竞争新时代。
童健,从浙江省委机关来到浙版集团,至今已有五年。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吗?童健是。他高扬出版理想,埋头躬耕主业,却不让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失去任何产业链上多元扩张的机遇,这让浙版集团主业强劲,专业出版实力强大,同时规模与效益始终跻身国内出版业第一方阵;他虽然身在体制,却不吝批评体制,称“企业单位事业管理”是阻碍出版发展的最大弊端,但呼吁国家关于出版转企之后的“顶层设计”;他直言“一个市场主体享有了更多的国家资源,如何竞争”,如此,他的策略是“那就融合,不要竞争”,然而,“没有竞争,出版难有活力”。
巨蟹座的童健谦和内敛,却拥有坚韧而强大的内心世界,比如上市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他得出了现在集团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看,没到整体上市、靠吸纳社会资本来壮大主业的时候,于是,他和高管团队坦然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然而,旗下少儿社对接少儿文化产业、教育社对接教育产业,期刊对接传媒产业的集团化、专业化发展路径已日渐清晰。
无论是沪上之“文化脊梁”,还是江苏的“文化战略投资者”,或是安徽、江西的多元扩张路,都带着浓重的掌舵人的烙印。对于浙江出版,它形塑的显然是一个出版实业理想国。这与浙江一地充沛的实业基础和实业家精神一脉相承,更与童健本人的气质一脉相承。
现在,是浙江出版接近自己的实业理想的时刻。
隆中对
五年的出版征战,让童健对身处的出版环境有了更为清晰的体认。曾经的官员的经历,让他拥有了看待问题的宏观视野和长远角度。
“除了国家倡导的规模化、集团化和做强做大外,其他没有感觉到明显变化。”就目前而言,在童健的观察中,出版集团真正把功夫放在出版主业上的并不多,多元发展是这几年出版业发展的主要特点。而多元发展,在童健看来,终究是一种经济行为,而非文化行为。
“目前,总署(前新闻出版总署,下同)在出版业发展的导向上就是做强做大,再就是推上市。既然我们是文化系统的出版集团,那么推上市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规模化、集团化的目的是什么?尤其是对地方出版集团而言,至少在上方的指导意见方面,我认为是不清晰的。”
其二,出版业的市场经营规则不健全。垄断经营、不正当经营的现象同时都在;出版市场混乱,折扣、账期亦无统一规则;行政分割、地域分割的状况始终打不破。“国家层面现在组建了几个出版集团。组建国字号出版集团的目的,是想对外、去国际上去竞争还是对内竞争,这一点看不清。”现在,出版集团互相之间在蚕食、挤压,而这个过程当中“吃亏”、“倒霉”的往往是地方出版社。“既然都是市场主体,就应该一视同仁。但其中一个市场主体享有了更多的国家资源,如何竞争?融合是最好的出路。但没有竞争的出版,又难有活力。”
童健认为,现在的出版业有一种误区,认为是资本决定了经营,“未必”。“因为出版业是一个特殊行业,不是资本越大实力越强。出版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是专业能力,是内容打造的基础。”童健以好莱坞电影举例,“老百姓看的是电影,而不是电影背后的投资方。”五年来,在童健的感受中,我们这个行业真正的精品并不多,但出版市场的品种越来越多,“大量没有文化、没有品位、没有影响,甚至没有市场的图书占领了我们的图书市场”。
出版社成为企业后,要有竞争力必须要有规模,然而,童健认为,规模是适度规模,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拓展的规模,而不是盲目的资本规模,盲目的出版规模。由此,童健的建议是,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还是应该谨守专业分工。
童健的期盼
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合并,在童健看来,国家层面考虑的应是精简机构,减少管理和办事环节;然而机构合并之后对出版业会带来什么,“从我们的角度是预测不到的”。但可以有期盼,“促进新闻出版业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去运行”。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总署调研的时候,提出四个深入研究。其一是深入研究如何使转制后的出版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其四是要深入研究加强新闻出版行业管理,保障新闻出版业持续健康发展。就此,童健有话说。
他的建议是,还是要把新闻出版业定位定在传承传播文化的主阵地,不要把它归结为经济盈利的机构,“我们国家还没有沦落到一定要靠出版来赚钱的地步”,“不能把出版的价值导向引导到单纯追逐利润、追逐经济效益上来”。
如果把出版集团定位是市场主体——企业,则管理主体——政府的管理职能要清晰,把不该管的事情让行业去管。当然,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政府有政府的说法,企业有企业的期盼。只是,“如果形成企业单位事业化管理的体制,是很危险的。比如工业企业,是国资委在管,是出资人在管,而不是管理人在管。国资委制定绩效考核,评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不管经营方向等。文资委也是国有资产,只不过叫法不同。”
李克强总理说,先从简政放权、减少审批环节、减少审批项目开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型。就出版行业而言,在童健看来,“意识形态还是要管而且要加强管。但是,具体经营不用管”。再则,手机阅读、数字出版的市场现在这么混乱,管理主体要管门槛,要管出版资质,制定行业规范,然后交给行业去管。
管理的归管理主体,服务归服务主体,而经营回归市场主体,这是童健的期盼,也正是出版业长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业理想
尽管,在助推规模化、集团化、出版企业上市后,国家对出版业的发展尚未出台总体的顶层设计,尚未昭示到底需要出版机构往什么方向发展,然而,在经历了2008年集团内的解放思想大讨论之后,浙版集团沿着“坚持做强出版主业,坚守文化责任之道,坚定创新发展之路”的实业道路执著前行。2010年,浙版集团总资产、总销售双超百亿大关,提前两年实现“双百亿”目标。专业基础需要规模实力支撑,浙版集团离自己“实业理想国”的目标越来越近。
然而,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大集团的组建、资本的进场、民营力量的活跃,传统出版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媒体、新业态以强劲之势冲击传统出版,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不断增强。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教材改革日益动摇着出版业的基础。居安思危,浙版人发出“红旗能打多久”的自我逼问,业务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市场能力提升、体制机制创新的压力与日俱增。
“我们的十二五规划就是围绕一个目标任务,即省委要求的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数字移动多媒体出版企业。我认为这个目标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主业的转型升级,从传统的出版企业转型升级到现代出版企业、多媒体出版企业。”
从世界经验来看,相对来说有规模、有竞争力、有综合实力、专业特色非常鲜明的出版集团才能够生存和实现发展,而浙版集团的方向,也是在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等方面有所作为,在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上有所作为。出版集团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还是主业,因为主业的波动性不会太大。所以,做强主业及主业的转型升级仍是浙版集团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心指导思想。
在十二五蓝图中,内容建设领域,浙版集团仍将加快推进少儿、文教、生活、经管、文学、艺术六大产品线建设,继续以每年1000万元扶持基金和各类奖励基金的投入,做强做精做特专业图书,壮大常销和畅销图书阵容。与前相比,浙版集团将更重视引进出版和合作出版,加大与民营出版机构的合作力度,创新合作出版新模式,同时,探索动漫、影视、教育培训、专有产品等内容产品的衍生开发,以延伸出版价值链。教材出版方面,浙版集团将加大各级各类教材及课程资源、各种文具教具等产品的开发和市场推广力度,推进数字教材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以形成新的增长点。
期刊布局将成为浙版集团新业务板块建设的着力点之一。其增长途径是,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合作办刊和营销渠道建设,扩大期发量和广告市场份额,并实现书刊互动和刊网互动。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则将坚持“走出去、走上去、走下去”,到2015年,力争年总销售达到110亿元。浙江省店转型升级的途径将在于加快信息服务发展,以文化消费综合体为方向,推动卖场转型升级;同时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浙江省店的下沙物流基地在保障书业服务的同时,要向社会物流转型。浙版集团还将利用浙江新华的连锁卖场资源,开展分众化的LED、平面媒体广告业务,到2015年,广告媒体业务将成为浙版集团的新业务板块。
浙版集团印刷板块的升级途径则在,通过拓展业务、整合资源、重组并购等,扩大印刷业务范围和规模,实现印刷业态的多元。通过拓展业务、易货贸易、合作开发、特许经营和专营等途径,进一步利用进出口贸易平台、开辟新业务,浙版集团的国内、国际物资贸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到2015年,这个数字将是12亿元。而到2015年,浙版集团将自己的销售规模加压至170亿。
升级路径
童健以绿城地产为例,“先是盖房子,后来搞物业,再后来搞教育,但始终围绕他的客户群——就是高端楼盘、别墅区,将家庭的家政、生活都配好了,子女上学问题都解决了,形成园区服务体系”。同样,出版也是如此。
就在今年,投资为五个多亿的浙江首个文化消费综合体将在嘉兴拔地而起,实现产品多元化、服务功能多元化,让读者在书店里就能享受到图书馆的功能,享受网吧的功能,享受休闲的功能。“过去,我们说新华书店是城市的文化地标之一,现在要成为城市的文化约会地。有看书的,也有上网的,看电影的,和休闲的。”而这个即将在嘉兴中央商务区里落成的文化消费综合体,甚至还包括商务酒店、电影院、超市,让消费者享受一站式的文化服务。童健坦承,也藉此弥补书业的微利,以期尽快收回成本。“十二五”期间,将有10个文化消费综合体在浙江省内崛起,省内农村、社区“小连锁”店达到350家;省外,浙江新华将发展10家大规模的连锁书城,与亚马逊合作“中国书店”项目。浙江新华正在加速驶向自己的中盘目标。
怎样把电子商务跟数字出版融合在一起,建立博库平台的电子商务,将是浙版集团今年的建设重点。虽然起名立身的还是博库,还是书业,但这个综合性的电子商务数字出版公司将实现多元拓展。去年“光棍节”一天,博库网实现了1400多万的销售,但都得通过快递公司给读者寄过去,人力成本、邮费成本几乎没有办法从卖书上面赚来。“书的运营成本太高,盈利太微薄。”所以,规划中的博库将实现数字投送与交易平台的建设,在这个平台中,可以把读者需要的内容进行付费下载,需要印成书就单独制书,在形成品牌效应后,还将建设综合商城。
这一年,浙版集团旗下的少儿社、教育社和期刊的集团化建设正在徐徐展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化的道路方向是向少儿文化产品延伸,实现向少儿文化产业集团的变身,其旗下优加公司已与普达海达成了深度合作,将酝酿一个中国一流的儿童数字教育产品生产和运营平台。
浙江教育社的集团化道路虽然相对比较缓慢,却是童健寄予厚望的,“教育出版的集团化建设是最具可能性和成长性的”。成为集团,就要在业务的增量与延展上动脑筋。除了教材的延伸——向国标、地标、职业教育教材的延伸外,出版转向教育服务,将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如教育培训市场,既包括新东方似的外语培训,也包括出国的中介机构和中介咨询,包括应试教育方面的高考培训、考前辅导,甚至于幼儿园从生活管理到学习管理一整套的智能化建设。
而无论是浙江少儿的变身,还是浙江教育的做加法,前者的服务重心还在少年儿童,后者的服务中心仍是受教育人群,不过是服务的拓展和升级。
认识浙江
战国纷争,强秦自商鞅变法始。对于企业而言,内部体制机制的健全有效,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持续动力所在。
在诸多出版企业争相上市的同时,基础很好的浙江出版却在冷静观察评估上市的利弊。“上市不是救命稻草,也不是出版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性的东西。”企业上市,借社会资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这是所有企业都应该追求的目标,但同时,也要看到,风险始终存在,业绩不佳、股票下跌、破产倒闭这些都很正常,但国企是不能大起大落的。尤其是,意识形态内容产业上市,发展结果究竟是资本控制舆论,还是舆论影响资本?再者,拿来的钱是要回报的。如果纯粹为了资本的话,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比如发债券,压力比上市轻得多。所以,不为上市而上市,“水到渠成”,浙版集团不排斥上市。
现在,浙版集团已经全面推开预算管理。把销售收入、利润、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四项指标全部归入年度预算;给旗下经营单位压力去做增量,考核增量部分。激励机制、考核评价体系不断的完善,激发了集团下面经营单位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为什么要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都规定好?那是节流;考核增量,那是开源。浙版集团库存管理的计算机平台一直管到旗下出版社库存和应收账款,集团层面唯浙版一家。浙版集团强调出版社要消化库存和减少库存,强化提成差价指标,以防有出版社的库存人为放着,因为库存可充资产。
而同时,浙版集团员工的工资每年都在涨。而如果要做秀、要搞政绩的话,不涨工资,利润就会多了起来。但是,“做国有企业的核心目标是,追求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追求员工收入合理增长,不追求虚假繁荣”。
“舍其,毫无意义”
就在9月,浙江新出版大厦天水桥大楼将开始破土动工。在童健的规划中,数字、电子商务、数码印刷,和整个出版业的产业链部分都将装进大楼,同时,也可根据该区域的业态要求,进行相关文化产业的延伸,如会议中心、类似于文化创业园区等一些可以引进的项目都可以做,“建设集数字出版生产与服务、期刊出版与服务、广告媒体运营与服务、博库网站运营与服务、数码印刷生产与服务、艺术品展示与交易,以及其他文化产业生产与服务等于一体的数字出版创意中心”。武林路上的快捷酒店已在营业,勾庄地块将建设安居工程项目,委托贷款、投资理财等投融资业务,文化和相关产业的股权投资业务正在铺开。就此,童健却不愿意谈太多,“为了资本能够产生出更多的效益,减轻主业的压力,但不能作为成绩来报道”。
尽管始终提醒自己保持愉快的心情,但失眠的侵扰还是不期而至,劳累和压力无处不在。生于60年代的童健,拥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使命感强烈。八千多的在职员工,两千多的离退休员工,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在我们手上,这个企业不但没有发展,还出现了倒退,那怎么办”?包括没有上市也是一种压力,“人家都上市了,浙江的基础条件很好,你为什么不上市呢”?经营管理过程当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包括不同集体的利益诉求,个人的利益诉求、单位的利益诉求,都要一一平衡。在商品社会的生存压力下,在社会公共资源还不能完全保证社会公民完全享受物质富裕的条件下,赋予出版人的是文化理想构筑的使命,而这个使命何其艰难。
然而,“坚持做强出版主业,坚守文化责任之道,坚定创新发展之路”,这不仅是浙版集团的写照,更是出版人童健的内心独白,“舍其,毫无意义。”童健说。(本报记者 陈 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