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陈寅恪的交往细节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寅恪热”兴起后，有关义宁陈氏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今年更呈爆发趋势，先后有《陈寅恪丛考》（张求会）、《陈寅恪家族稀见史料探微》（刘经富）、《陈寅恪最后的20年（修订本）》（陆键东）、《寻今典——陈寅恪晚年诗笺证》（谢泳）、《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等作品已经或即将面世。《中华读书报》5月1日头版推荐的张荣明新著《竺可桢与陈寅恪》（漓江出版社2013年3月版），也为这股热潮注入了动力。

    这本只有96页的著作确实很有趣味，作者通过钩沉《竺可桢日记》中的材料，缕述了竺陈二人一生交往的大致脉络，俨然一部微观的学人心态变迁史。这部书“总体而言，精妙可喜”（张求会先生语），但一些细节的地方，也有可补充之处。

    首先是材料的选用方面，作者所选用的材料主要是《竺可桢日记》，这部日记确实是研究竺陈关系的最大宝库，但只用这部书，难免让人产生材料单一之感。其实，竺陈的交往，还有不少档案、书信、回忆录等材料可用。仅以竺可桢与陈寅恪在复旦求学的事迹为例，复旦大学档案馆所藏复旦公学时期档案就还有不少可供利用的地方，目前关于这部分档案已经有一些披露，如“学生名册”中对陈寅恪、竺可桢的籍贯、住址、入学年月的简介（孙瑾芝、杨家润《陈寅恪入复旦公学年月及是否毕业考》），又如“复旦公学考试等第名册”中所标注的陈寅恪、竺可桢的成绩（图片收入《也同欢乐也同愁》），等等。这些应该对我们了解陈寅恪与竺可桢早年交往情况有所帮助。

    竺陈中年以后的交往，也有一些文献可以凭借。这主要是保存在浙江大学档案馆中的材料。散木先生曾撰文披露了一些陈寅恪与浙江大学相关人士的来往书信，如抗战时期浙大曾邀请陈寅恪赴该校讲学，由张其昀将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之意转达：“顷竺藕舫师谈及，极盼先生能来敝校讲学，嘱特为致意，待遇除部聘教授原薪外，另由研究所月送五百元，旅费暂定万元，每周上课二小时(或一小时)，助教研究生等均可从先生问业，敝校图书虽非宏富，普通书尚足用，物价在后方系较低，食品给养颇称充裕，住宅由研究所供给，以气候言，夏日凉爽，冬不甚寒，较岭南炎燠者为愈。先生如可俯允，曷胜荣幸，当特派专人奉陪，至祈赐复，实所盼祷。”（散木《抗战期间陈寅恪先生与浙江大学失之交臂始末》，《书品》2008年第6期）这封信应当可以充分体现出动荡情境中竺可桢对老友的深切关怀。陈寅恪因与广西大学约定在先而与浙大失之交臂，但他也为浙大史系推荐了陈垣之子陈乐素作为替代。

    台湾“中研院”的“傅斯年档案”、“朱家骅档案”中可能还有一些文献涉及竺陈二人的交往，如傅斯年曾致函竺可桢报告寅恪脱险的情况。著书不一定非要穷尽材料，但最大限度的搜罗材料或许能使行文更饱满、内容更丰富。

    作者对《竺可桢日记》中某些部分的解读，可能还有可商榷之处。如作者将竺可桢在1957年2月18日所记“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中的第一个“其”字解为“陈寅恪”，认为是陈寅恪向蒋介石提议成立科学青年团，并有一大段议论发挥。该书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连载完毕后，先后有陈克艰先生及笔者撰文，认为应该是华罗庚而非陈寅恪提出建议。笔者引用了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中的材料，该信称华罗庚“原为吾党老同志，近闻上书总裁，条陈青年问题（闻之于兆民兄），颇蒙奖许”，似可从旁侧证是华罗庚提议。（参见拙文《向蒋介石提建议的应是华罗庚》，《上海书评》1月27日）知人论世，以陈寅恪一生对于政治的态度来考察，笔者觉得他不大可能主动向蒋介石提出国事建议。

    《竺可桢与陈寅恪》一书中，作者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将陈克艰先生的商榷文章及自己的回应作为附录列在书后。笔者赞赏这种做法，也希望该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关注此一问题，使“究竟是谁向蒋介石提建议”的疑问最终得到澄清。

    最后，要给竺陈交往再增补一个细节。《竺可桢与陈寅恪》一书的作者将正文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1949年前的竺可桢与陈寅恪”及“1949年后的竺可桢与陈寅恪”，即1949年是一道分水岭。1949年是一个大变局之年，在变局中，知识分子做出了不同的抉择，就竺、陈二人而言，竺可桢是坚定要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却有一番犹豫。根据余英时、胡文辉、张求会等人的考证，陈寅恪是有意赴台的。台湾学者最新披露的资料则显示，陈寅恪不仅有意赴台，而且还有行动，他精心挑选了一批物品随史语所搬到台湾。这批文物中，有“陈垣、杨树达、竺可桢、邓广铭、缪钺、蒋天枢、蒋大沂等所赠论文抽印本”。（郭长城《陈寅恪有无来台意愿析论》，《传记文学》第100卷第3期）在有限的搬运条件下，陈寅恪仍然珍视竺可桢这位老友的作品，准备将其论文携至台湾，良可见两人历久而弥新的深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