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近年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国家的投入都有了巨大的增长，而这些投入往往是以“创新工程”、“创新计划”为名的。可是，政府投入的加大，也就意味着对创新研究干预力度的加大，而过分的干预对创新的影响却是消极的。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状况：对创新的大力鼓吹和干预，恰恰是导致创新能力偏低的重要因素。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越提倡创新，越扼杀创新。为何如此呢？根源在于，创新活动作为人类向未知领域的探索，有着独特的性质，它需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权，而非政府的集中控制。

    ——唐科《“创新”的悖论》（《读书》杂志2013年4月号）

    要是单纯从学者的数量上来说，民国时期肯定不如现在多，但是相对来说，平均水准肯定比我们现在高。（但民国学术圈也有学术不规范甚至抄袭、剽窃的阴暗面）我曾写过文章，举了不少例子。比如刘师培，章太炎、顾颉刚都说过他是抄了自己祖辈的东西，考虑到刘师培只活了三十六岁，似乎不是空穴来风。……傅斯年曾指出，王国维也曾沿袭前人的见解，而没有说明出处。写《清代通史》的萧一山也有不少内容是抄的，甚至是抄梁启超那些名著的。还有，余英时先生指郭沫若抄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白寿彝却也指责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剽窃了清人著述，也算剽窃连环案。当然，那个时候的学术规范没有那么严，像钱锺书，他一般不提近代学人的名字，有时参考了也不加说明，这可能与他自己写作的体例有关，但至少属于不够规范。而他的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直接抄了别人的不少东西。

    ——《胡文辉谈民国学术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4月21日）

    中苏关系的演变，使得世界整个冷战格局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化。第一次，就是1949年底1950年初，中苏结成同盟来对抗美国；这是冷战的第一次转型，就是从欧洲转到了亚洲，改变了世界冷战的格局。第二次，就是中国退出了，实际上是被苏联及其盟友赶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导致了冷战的再转型。苏联原来是跟中国一块儿对付美国，这还绰绰有余。然而，中国突然成了他在家门口的敌人，后来（1970年代），中国还跟美国和好，联手抗击苏联。这对苏联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苏联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抗这样庞大的敌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加紧国内的控制，国际上大搞军备竞赛，掏空了国库，终于把国家拖垮了。所以，中苏分裂，对于后来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沈志华就新书《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等接受采访，谈中苏关系对苏联解体的影响。（《晶报》“深港书评” 2013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