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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4月17日 星期三

    海南一片水云天

    林 森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4月17日   07 版)
    林森,海南澄迈人,1982年生,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小镇》、长篇小说《关关雎鸠》、诗集《月落星归》。

        “强大的历史人物往往会让一方水土千年之后还映照出他的精神气质,海南没有让某种精神掩盖掉其他方面,而是吸收了,并淡然地呈现。

        海南岛面积宽阔的海域,让海南胸怀无限大,它能装下一切,可它仍然是湛蓝的。”

        海南是全国最年轻的省份,2013年才迎来二十五岁的生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的文化史,是一代代的文人写下的文字。古时的海南,能在文字中被传扬的时候不多,这使得海南的声音如此静默。但我们也应该思考,是海南从没发出过声音,还是声音没有被我们所倾听,湮没在历史的风尘当中?

        一个地方历史上的文化先贤,总会竖立起一座座丰碑,影响一代代的后来人。海口市五公祠是清末修建的,供奉着唐宋过来的“五位贬官”,也显示了海南人某些真实内心:不管你官大官小,是否遭贬,只要你是有气节的读书人,我就尊重你,不但尊重,还立碑修祠,为子孙树立榜样。在“五公”之外,对海南影响最大的贬官,应该是苏东坡。他不但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中举之人姜唐佐,也在海南埋下了深厚的文脉。苏东坡的豁达、通透和随遇而安,深深地影响了海南人的精神世界。

    本土先贤的遗风

        离苏东坡最近的一位海南文化人,就是白玉蟾。

        白玉蟾生于海南,在某种特质上,体现了海南这方水土的特性。他二十四岁渡海北上,在武当山苦学十九年,后云游四方,遍访名山大川。由于长年在深山高寺修炼,白玉蟾的诗里,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神仙气息,眼中只有山川河岳日月星辰,远追唐时的李白一脉。据说白玉蟾吟诗多不存留,随写随丢,那些热爱其才情的追随者们,却用心将其收集起来,编为文集,被追随者相互传抄,或镂板印行,因此得以流传至今。北宋末年,战乱兴起,宗教为百姓提供了精神上的归依,道教也得以迅速发展,北宗由王重阳开创,白玉蟾则被南宗尊为五祖。白玉蟾在性情上展现了一种风流、自由,对生命有着纯粹的追求和向往,他在诗中所说的“海南一片水云天”,不仅仅是对自然的描述,更是对海南文化中那种“水云天”般流淌的气质的概括。

        明代出现的“海南三贤”,则呈现了更为多面、复杂的文化心理。生于1416年的邢宥,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他在为官之时,有着达济天下的理想。他治苏州时,水灾为患,民不聊生。邢宥说,灾民饥困,命在旦夕,奏而后给,则无及矣!专擅之罪,我自当之。他当机立断,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四十余万。成化六年,邢宥正式向朝廷提出辞呈,并再三请求,皇帝才批准。“脱却樊笼得自由,家园万里望琼州”,邢宥回到故乡水吼村,读书写字自娱。这种当进则进当退则退的思想,使得他的儒家形象十分鲜明。

        比邢宥小两岁的丘濬,则在为官之外,展示了一种学者的博识与前瞻。他在政治、理学、史学、经济学和文学方面,都有极深造诣。当然,在世人眼中,丘濬是和海南的五指山联系在一起的,这源于丘濬少年时写的一首名叫《五指山》的诗: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

        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

        雨霁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

        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这首想象力丰沛,豪气冲天的诗作,寄托的,也是少年丘濬的理想。丘濬一辈子著述甚丰,共有两百二十六卷作品被收入《四库全书》,他的“物与币相值”的经济思想,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要早一百八十多年,因而受到现代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丘濬的治学,让无数海南的后来者只能仰望。

        海南三贤的最后一位,是世人皆知的海瑞,他散发着的,是一种热带的刚硬甚至暴烈。关于海瑞,当下中国人知道得最多的,当是那部叫做《海瑞罢官》的戏。这是一部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戏。在海瑞数百年之后,还能因为他身上所附有的那种强大的力量,对社会产生直接干预能力的,不但海南,整个中国历史,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百姓的心中,海瑞是一位和包青天齐名的清官,他和严嵩、嘉靖皇帝之间的争斗,一直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海瑞的正气,近乎苛刻,近之则伤,很多后来人甚至把他描画成了一个不近人情者。当追寻海瑞精神根源时,作家张承志给出的答案是:海瑞是回民。因为史载海瑞曾祖父名“海答儿”,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阿拉伯语名字。张承志在《南国问》里说:“他的极其罕见的激烈血性,不是孔孟之道的文化可能孵化出来的。”

        苏东坡、白玉蟾和“海南三贤”这些人的性格,也纠缠成了海南文化的某种特性:因为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海南一直有一种“海外”的旁观者形象,一种貌似超脱、却又十分想融入中心的“向心”意识。

    “女性文明”的彰显

        女性在海南历史上十分重要,深深地影响了社会人心。

        海南有一个节日,叫军坡节,各个村镇的庆祝时间各不相同,但大多在每年的二月。军坡节祭奠的,就是一个女性——南北朝时期的冼太夫人。梁大同年间,冼夫人请命朝廷,获准在海南西部建置崖州,州治在今儋州市中和镇。当时的崖州约占半个海南,社会很不安定,冼夫人多次奉诏巡抚海南。洗夫人恩威所至,黎民归附者千余峒,海南社会较前趋向稳定。冼夫人死后,岭南各地都修庙纪念,香火繁盛。周恩来总理曾称冼夫人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军坡节就是后人纪念冼夫人的节日。海南记住的,不仅是冼夫人这样光芒万丈高居庙堂者,也包容了那些走投无路的女子,比如黄道婆。黄道婆来到海南后,生活在黎族姐妹中,并师从黎族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她后来回到了松江府以东的乌泥泾镇,把在海南学来的织锦技术传播开来,影响巨大。到了二十世纪,又有三个海南血脉的女子,在时代洪流中闪耀着鲜艳的色彩,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他们就是宋氏三姐妹。

        或许,有的人会认为,冼夫人、黄道婆与宋氏三姐妹,都不是在海南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代表不了海南女性的性格。那么,哪些女子才是海南女子的代表呢?当然是红色娘子军。1931年5月1日,经过筛选的一百多名妇女在海南一座小学操场上庄严宣誓,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宣告成立了。红色娘子军为琼崖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在战争中挥洒血汗甚至生命的女子,成为了中国女性在20世纪光辉形象的代表。

        在世俗生活中海南女人,依然焕发着别样的光彩,她们在风雨之中,从不退缩。作家韩少功这么描绘过她们:“她们多有马来人种的脸型,那种印度脸型与中国脸型的混合,总是透露出热带女人的刚烈和坚强。她们钢筋铁骨,赴汤蹈火,在所有男人们辛劳的地方,都出没着她们瘦削的身影,一个个尖顶斗笠下射出锐利逼人的目光。连满街驾驶机动三轮车的司机也大多是这些女人,使初来的外地人极为惊讶……”

        由冼夫人而起的军坡节,已经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了海南人的行为举止,影响了海南人对节日的重视。这种重视,折射了海南所坚守的某种“礼”。礼失求诸野,在很多地方被城市化淹没的时候,海南能保持着一份“礼”,即使这“礼”有些稚嫩和生疏,却也成了海南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余秋雨在散文《天涯故事》里,把海南文化称之为“女性文明”,认为海南像母亲一般庇护过那些逃难、贬谪而来的中华子孙,并由女性文明自然派生出家园文明,让苏轼这样的贬官来这里,寻找到生命的另一个家园。

    飞扬式的包容

        海南有明亮的阳光,自然环境如此清澈,在很多人心目中,海南的文化是简单的——很多外来者甚至往往用一句“文化沙漠”来概括,这种看来无可辩驳的说辞,其实往往说明了后来者的武断和浅显。黎族作为海南的先民,有着强大的民族文化,后来在历朝历代不断移民而来的汉人,也使得海南一直处于一种吸纳并消化的状态。即使到今天,海南还一直是一个“未完成”的海岛。海南岛的文化性格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包容”。海南的包容,是一种“精神飞扬式的包容”。

        海南建省初期,房地产大热,中国日后几乎所有的房地产大腕,都从海南起家,走向全国——海南也因此被誉为房地产的黄埔军校。这些地产大鳄们,多年以后还会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在海南的创业生活,海南放开手脚的架势,让这些人受益匪浅,他们都知道,若是创业的第一站在别处,他们可能不会那么“无所顾忌”。再比如说,由韩少功带头改版的《天涯》杂志以其思想性、先锋性与对现实的深度关切,成为国内读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其所率先发起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三农问题大讨论、底层文学的讨论等等,一直引领风气之先。在比如说,全球最大的华人网络社区“天涯社区”就诞生在海南。远离了文化中心,使得海南岛没有背负过多的包袱,在精神上肆意飞扬。

        由于当前内地很多地方的环境恶化,海南以其美丽的生态,悄然吸引着一大批文化人来到海南。他们没有文化偏见,在这里迅速融合,让海南的文化闪耀着某种生机,“未完成的海岛”,依旧在建设的过程中。一个强大的历史人物往往会让一方水土千年之后还映照出他的精神气质,海南没有让某种精神掩盖掉其他方面,而是吸收了,并淡然地呈现。

        海南岛面积宽阔的海域,让海南胸怀无限大,它能装下一切,可它仍然是湛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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