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其他读法

    上班途中，坐在北京地铁上读漓江出版社新出的《我们》（［俄］扎米亚金著，殷杲译，2013年2月版）。我读到：“每天早晨，同一时刻，成百万个我们像六轮机一样精确地同时醒来。同一时刻，成百万个我们像一个人一样开始工作；然后，成百万个我们像一个人一样，又在同一时刻结束工作。同一秒钟，由时间表指导着，一百万只手被联并进一个单一的身体，……”（《笔记之二》）放下书来环顾四周，只见车厢里挤满“我们”，我便觉得其中一定有与我“同时醒来”的人，又见“我们”几乎全都在看手机，一模一样的新闻或一模一样的游戏……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对于《我们》可能一直存在着一种有意的误读。

    《我们》无疑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但问题在于，乌托邦不仅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而且也可能是经济的、技术的，甚或物质的。在《我们》中，“大恩主”（小说中译为“无所不能者”）的专制若隐若现，而机器的暴力却无处不在。作为技术专制之基础和手段的机器，其实也和任何一种图腾一样是我们自己想象、设计并制造出来，然后再被我们心甘情愿（或并不十分心甘情愿地）地膜拜着，臣服着。在小说中的联众国，建筑物是“永久玻璃”，一切运动和活动都呈现为“机械芭蕾”，灵感是“一种已经灭绝的癫痫症”，“一千年前的人类”（小说情节发生在距扎米亚金写作年代的一千年之后）被视为“野人”，一堵“绿墙”将两个世界分割开来：“直到绿墙全部竣工，人类才正式摆脱原始人的身份；这堵墙使我们机器般完美的世界和非理性、丑陋的树木、鸟类和野兽的世界分离……”（《笔记之十七》）在这个技术伊甸园里，人们“用数学作曲”，使用“音乐生产机”和“人造和声”；将人们隔离开来的是“电流篱笆”和“高压电墙”，惩处异端的手段是“电流鞭”和“气钟罩”；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心脏不过是一个“泵”，手也只是一个“仪器”。于是，“我观察着典型的泰罗体制中的工人们如何弯下腰、直起身、灵活地转身，像一个巨大发动机里的杠杆一样有规律地操作。……一切都仿佛溶为一体：像人一样的机器和像机器一样的人。”（《笔记之十五》）那些最终被摘除了想象力的人，再被称之为“人”便不恰当了，“这些不如说是装着大轮子的钢铁机器人，靠某种看不到的机制驱动。他们不是人，只是一种有点像人的机器”。（《笔记之三十二》）值得注意的是，联众国里秘密兴起的那场“革命”，其口号竟然是：“打倒机器，打倒手术！”

    自扎米亚金写作《我们》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类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航天、生物、机器人等领域的成就或许早已超越扎米亚金的想象，但是，人类在技术时代所面临的窘境，即趋同性，或曰个性的丧失，却没有逃过先知扎米亚金的预见和预言。时至今日，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已经无人能离开电脑和网络，更可怕的是，我们居然对这种物质和技术的专制不再抱有任何警惕也不再反感了。扎米亚金在《我们》中所描绘的技术专制下人的异化，正在我们身边迅速变为现实。

    《我们》写于1920年，当时虽未公开发表，却如扎米亚金所言，在数十年里都“始终是苏维埃批评的主要靶子”。西方顺势拿过这一立场，竭力突出扎米亚金及其《我们》的反乌托邦色彩，在《我们》的英文版于1924年在纽约出版之后，尤其是在东西方“冷战”全面展开之后，西方对于《我们》之讽喻功能及其“现实意义”的鼓吹就更加甚嚣尘上了。《我们》当中确实不难读出集体对于个体、“我们”对于“我”的专制，但问题是这种专制不与某一特定的政治制度形成唯一关联，对个性、自由和异端的压制和迫害，除了政治领域之外，人类历史上在思想、宗教、技术等等上面从未有过消停。

    扎米亚金并非一位意识形态斗士，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传记史实中可略见一斑。1929年6月因《我们》在境外发表受到大规模抨击后，他愤而退出苏联作家协会，在高尔基授意下直接致信斯大林请求出国，结果奇迹般地获得批准，但在侨居巴黎期间他却拒绝一切反苏活动。这位在国内绰号“英国人”的西方化作家，到了西欧之后却坚决不接受“俄国侨民作家”之称谓，反而于1934年重新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并以苏联作家代表团成员的资格出席了世界捍卫文化反法西斯大会。扎米亚金的所作所为提醒我们仅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我们》评头论足，或许会妨碍我们进一步理解这部小说杰作的丰富内涵和复杂蕴意。扎米亚金在《我们》中试图诉诸的，或许并不仅仅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现实，而更可能是人类当下和未来的共同处境。人们不能靠乌托邦生活，人们的生活也不能完全没有乌托邦。人们常说，《我们》写的是“变成了现实的未来”，我们也可以说它指向的是“始终作为现实存在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