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威利斯：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上，为何要读《学做工》

    3月15日，《学做工》中文版首发式在清华大学举行。该书作者保罗·威利斯专程来到北京出席首发式，并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进行了座谈。

    “《学做工》中文版前勒口上的照片是我35年前拍的，那时，我是个嬉皮士，长发披肩，很帅气。30多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让人感叹。”而今顶着一个大光头的威利斯在开场白中说道。变化当然不限于个人，更让他感慨的，是英国劳工状况的变化。“1977年《学做工》出版时，工人阶级在英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今天，工人运动消歇，工会力量也大不如前。工人阶级曾经是变革的力量，但今天他们似乎已成为一个‘服从的阶层’。”威利斯说。

    也有一些东西似乎没有多大变化。比如他的“左派情怀”——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人文主义立场”（《学做工》，317页）——在他的谈话中表现出来的，一如书中所显露的。谈到自己的工作，他说，民族志研究中有一种剥削关系：“作为一个民族志学者，你是一个‘窥视狂’，你努力四处打探以确保没有遗漏信息。……你正在做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看上去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却非常不平等。你从这种貌似信任和互惠的关系中得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单方面地在学术机构里把它‘市场化’成一种公共的、可交换的资源……你把它拿走，然后在学术机构里换成钱，就像《学做工》成了一本书一样，在以后的20年里卖了10万本。”对此，他甚至使用“罪过”一词来谴责自己。（《学做工》，319页）

    今天的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数量庞大，《学做工》这样一本对底层人群充满关怀的书值得一读。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本书显得些晦涩。也许，威利斯在首发式上面向中国读者的发言能帮我们进入这本书的情景——

    英国工人阶级的变化

    英国劳工市场的情况变化很大。我写作《学做工》时，工人阶级文化以及工会运动很蓬勃。这本书出版后没几年，我们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这削弱了工会运动。

    英国的教育系统在过去35年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前，人们希望教育能真正促进工人阶级的解放。现在，更普遍的看法是，教育要使工人阶级子弟为工作，或者长期失业做好准备。

    文化和大众经验也有极大变化。商业化飞速发展，各种资源，包括教育资源也商品化了，因此工人阶级的经验前所未有地建立在商品化的基础上。工人阶级使用智能手机、网络、微博。这一切与我书中描写的35年前的文化，像是处于不同的世界中。

    为什么《学做工》并未过时

    今天要问的不是为什么不读《学做工》，而是为什么要读它。《学做工》中探讨的情形与当今中国的情形之间有一些相似性，这也许是这本书在中国拥有读者的原因。事情总是有一些连续性。

    第一个连续性是，在当时和现在的世界，阶级差异仍然存在。在英国、美国，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经济收入、物质资源、福利方面的社会不平等是一个明显、持续、基础的现象。现在的中国也是如此。

    第二个连续性是教育方面的矛盾。如果社会只有一个阶级，也许教育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社会非常不平等时，社会的不平等一定会在教育中反映出来。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生产统治阶级？是发展经济中的生产力？还是被统治阶级争取解放？还是与经济无关的人文总体发展？在一个阶级分化的世界，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教育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灌输

    学校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教学的实施场所，也是自下而上的文化生产和意义形成的场所。在英国的义务教育中，年轻人被迫来到学校。但他们总是听从上面传达的信息吗？也许听，也许不听。因为学生们作为人，有好奇心，有相互的交流，有其主动性，他们会生成新的文化，新的意义。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读一下这本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时代的书。我希望你们能够就今日的中国提出问题。教育是什么，是为了谁？考虑到学生的主动性，教育政策、教学法以及师生关系应该如何调整？

    尊重贫弱者的文化

    我们为什么需要民族志？我觉得它有理论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我们所考察的文化虽然是底层的、反叛的，甚至是反社会的、违规的——在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语境中，主流社会都把它当作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带着尊重来看待这种文化。政治远没有理解、尊重那些贫弱的人。比如，殖民者不尊重过殖民地的文化。而对于国内的所谓低等、愚蠢的文化，我们常常也没有给予尊重。长期民族志参与的重要性在于按照文化本身来理解它，尊重它，即使它看起来反社会并且愚蠢。民族志学者在研究中，应该摘下社会控制的有色眼镜，带上人类学的眼镜去看待研究对象。

    （皮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