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子弟为何“自暴自弃”

    自1977年出版以来，《学做工》已成为社会科学“新经典”中的一本，恐怕也是被引用最多的单作者学术著作之一。这本书的主标题“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ur）对于一些中国读者来说，可能不太好懂，但它的副标题，却是醒目和清晰的——“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学做工》的第一部分是民族志的深度描写，第二部分则是理论分析。这本书描绘了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子从毕业前18个月一直到工作半年这一时期内的学习生活经历，以及与参照群体的对比。那些出身工人阶级家庭、自己最终也成为工人阶级成员的男孩子们，不仅抽烟喝酒、逃学旷课、挑战教师权威、觉得学习无聊乏味却对打工挣零花钱兴趣盎然，而且崇拜“男性气概”、看不起“书呆子”的“娘娘腔”；而那些最终获得中产阶级甚至更好工作或地位的孩子们，不管是否具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总是那些在学校里遵守纪律、刻苦读书的好学生。这些孩子把“循规生”称为“软耳朵”（the ear’oles），自己却被别人称为“家伙”（the lads），虽各含不屑，倒也颇为传神。

    看上去，工人阶级的孩子确实是自暴自弃，他们倒更像是“主动放弃”了向上流动的资格，自愿从事工人阶级的体力劳动。然而，《学做工》开篇的第一句话是：“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阶级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在这句话里面，“自甘如此”看上去已经构成了一个解释：工人阶级的孩子，依然还去做工人阶级的工作，是因为他们“自暴自弃”。然而，威利斯的问题是：为何他们会这样，以及他们是如何这样的？

    威利斯的办法是“增加”一个质性的维度：把行动者带回来，去关注他们在结构中创造意义的过程。在后来的一篇重要论文中，威利斯进一步把这一过程称为“文化生产”（culture production），并明确指出，“文化生产”既不同于“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也不同于“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更不同于“再生产”（reproduction），它是“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具有相对独立逻辑的中心过程。在威利斯看来，将学生们区分为听话的“循规生”和不听话的“违规生”，这种制度性的分化及教师在课堂上对“家伙们”的挖苦和惩罚也许并不是出于什么阴谋，但对处于叛逆期的“家伙们”而言，这只会把他们推向反面，亦即生产出一套“反学校”的文化来凸现个性、恢复自信并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就显得顺理成章、平淡无奇：学校期间的经历成为他们最终接受工人阶级“车间文化”——事实上，反学校文化也正是通过对车间文化的“学习”才得以诞生——的“文化学徒期”。在这里，“家伙们”对学校文化的抵制和底层文化生产的成功反而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部分和环节，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悖论。

    当然，这并不是我们这篇书评所要完成的任务，也不是威利斯的《学做工》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在他那里，一个与此相关的、也许更直接的问题是，既然“家伙们”的抵制行为并没有改变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命运，这种抵制究竟还有多大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威利斯之后发展起来的“抵制理论”就认为，只有那种追求人的解放、能改善人类生活的对抗行为才是“真正的抵制”，而“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只能算是粗野的捣乱行为。

    但是威利斯本人并不会认同这样的判断。的确，由于忽视了学生的创造性，再生产理论家们对学校教育往往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除非颠覆整个阶级社会，学校就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牢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主体性的发现就可以将理论导向浪漫主义的“抵制范式”。事实上，不能认为“家伙们”的抵制是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也不能认为只有指向拯救和解放的反抗才构成真正的反抗，我们必须认识到，阶级关系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性机制既存在于阶级关系的宏观背景中，也存在于社会的微观制度支持中，后者要求我们理解日常生活实践中（尤其是教育和劳动过程中）“甘愿”和“压迫”结合的方式，以及属于底层的、有着自身独特逻辑的“政治社会”。

    可是今天，资本向第三世界国家流动，从而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工业化与工人运动衰退（Silver，2003），对欧美国家来说，再来谈论“创造性的火花”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情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去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转移，已再无充足的“工人阶级的工作”可提供给那些既无技术又无文凭的工人阶级子弟——虽然也许他们比以前更愿意从事车间里的体力劳动——加之他们又不愿意从事那些更为恶劣的、主要由移民及其子女从事的工作，这样，他们就只能处于长期失业或间断性失业的状况中。

    更糟糕的事情是，问题并不仅仅在此。失业青年——无论他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是非法移民、二代移民还是“土著”——以及那些虽然仍有工作但地位已更加边缘化的年轻工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形象的新底层群体。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使得原先那个相对固定的社会和文化再生产模式出现了危机：对那些失业青年来说，失业不仅使他们没了经济收入，而且打断了他们从学校转向工作的过程中那原本存在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学徒期。面对这样的新情况，那些用以分析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威利斯所提倡的文化生产的理论，是否依然有效呢？

    其实，早在大规模的青年失业刚开始在英国出现的时候，威利斯就指出《学做工》中提出的分析视角仍然能有效针对移民子女和白人失业青年的再生产问题。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要将关注的焦点从以学校为中心扩展到对更为广泛的社会空间内年轻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探讨，由于年轻人越来越少地通过阶级和邻里，而越来越多地通过大众文化带来的新关系来确认自己的身份，这就尤其需要关注商品化的文化形式在年轻人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中心作用。换言之，也许年轻人并没有再生产工人阶级的文化，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不会通过再生产别的底层群体的文化，或者生产出一套新的文化形式来再生产他们的社会位置。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新情况为文化生产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但新时期的学者所要面对的问题与《学做工》仍然是一样的：关于他们的结构位置和阶级关系，他们表达、洞察和再生产了什么？在再生产自己阶级位置的过程中，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具体的制度环境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