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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是美国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从1850年来到中国直至去世，只有四年时间不在中国，总计在中国生活了62年。他精通中国语言、文学、哲学，是清末在华外国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著有《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和《花甲忆记》（A Cycle of Cathay）、《中国觉醒》（Awaking of China）等十余本关于中国的著述。对于晚清中国社会，他的观察细致入微，同时又不乏西方人看中国所具有的独到的视角与见解。
他是一个传奇传教士：创立北京崇实中学（现北京二十一中学），是崇实中学第一任校长，参与起草《天津条约》，同文馆总教习，后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曾得到清政府二品顶戴。
但是，他也曾不止一次地主张驱逐满人、放逐慈禧，由列强控制一个傀儡政权以使中国“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提出“以华制华”的政治策略，俨然是一个游走在政治舞台的谋士。
历史的喧嚣已然远去，但是尘埃并未落定。关于这个传奇人物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依然是众说纷纭。
“反动”的美国传教士、穿道袍的“帝国主义强盗”
有很多教科书和文章把丁韪良定性为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因为他在1900年出版的《北京被围目击记》（Siege in Peking）坦白承认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自己也参加了“抢劫”。顾长声在其流传甚广的专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写道：
基督教传教士同样地参与了抢劫活动，还陪同侵略军搜索义和团和勒索赔款。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是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在使馆被围时，他脱去了道袍，背起了步枪，参与射杀义和团。使馆解围后不久，他于十月二十三日回到美国，写成回忆录《北京被围目击记》。……据他说，慈禧太后带了宫廷人员从西边城门逃走之后，“有一大半居民放弃了他们的住所，向城外逃走了。由于他们仓皇逃跑，他们的衣柜、塞满了之前的皮货，地板上撒满了最华丽的绸缎，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
如果仔细阅读作者所引用的原文，那么真相根本没有那么简单。试想：一个当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获得二品顶戴的高级官员，会撤下道袍，参与抢劫？原文说“……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没有抗拒住诱惑参与了抢劫。试问哪一个人会在参与了抢劫之后还记录下来并发表呢？
不过，他还真是老老实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一次“抢劫”：
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运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给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就是我的回声……（《北京被围目击记》）
如果了解了这场“抢劫”的前因后果与作者对这件事来龙去脉的叙述，那么即使是最严厉的道学家也会承认这是富有正义的“抢劫”。原来在当时的北京义和团运动中，约三千名基督徒避难英国公使馆，很多人已经在饿死的边缘（即原文所说“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丁韪良得知情况之后，便自告奋勇地为其他传教士带路，去无人看管的粮站进行了“抢劫”，以便搭救三千名被义和团围困的中国教民的性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谁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可耻的抢劫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并不是仅仅流行在中国的理念，而是全世界都接受的美德。
“放逐慈禧”、“瓜分中国”、“以华制华”的谋士
在亲身经历了庚子之乱的那个夏天之后，丁韪良在1900年9月15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上正式抛出了他的“中国战后重建”的方案。其内容有：“1、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拟定下，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利；2、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3、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4、让各国划分势力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
这些都被丁韪良自己白纸黑字地写下来的，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于这个“方案”的感受可能是五味杂陈。中国在晚清的衰败、软弱在多大程度上与慈禧的短视与保守有关？必欲逐之而后快的又岂是仅限于外国传教士？庚子之乱后的中国已然成为列强刀下羔羊的事实也难以否认，但是，依然很难理解丁韪良为什么提出希望列强“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这样的“以华制华”的建议。
在《北京被围目击记》一书中作者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对于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取也不可能，以上计划能保证现有的政权运转，还能避免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保证中国的进步，获得中国最开明人士的支持，如果采取相反的计划，推翻现有政权、正式瓜分中国，则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战乱。”
如果回到那段历史，那么我们将懊丧地看到，列强当时如果想要瓜分中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在义和团运动中，八国联军以区区三万左右的人数，挟先进武器之优势，打击虚弱的晚清帝国，可以说是联军所到之处，清军无不披靡。
而丁韪良以上方案背后的原因，就是作者对义和团、清政府排外的赤裸裸的愤恨：“我们要发动战争，直到满清政府同意我们的所有要求，并保证此类起义事件绝不重犯。要解除满清的武装，让他们再也无力危害文明世界的和平，要拔掉老虎的利齿，要削掉老虎的利爪……”但是，仅仅过了6年，他就在《中国觉醒》（沈宏翻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2009）中大力赞美慈禧太后与晚清官僚，可谓长袖善舞。他赞美慈禧的这些字句现在读来让人不禁莞尔：“她驾驭权力的手是强有力的，而且她的勇气出类拔萃，在驾驭帝国这辆马车走上从未尝试过的这条新路时她绝不会有丝毫的犹豫……”，考虑到慈禧于1902年回銮进京后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比如1905年毅然废除实施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那么丁韪良对慈禧的乐观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诡异的是，晚清正是在其最锐意革新的时候轰然倒塌，仓皇辞庙。
争取美国在华利益的恶毒的“外交家”
丁韪良其人最让中国人无法接受的一点是他为美国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献计献策。
在《北京被围目击记》结尾部分，他写道：“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美国应当像英国一样，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它光荣的卓越地位。……在中国，直到目前，我们的政治影响一直不够显著，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大块土地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如果一个海南岛不够称心的话，再有一个大陆上的海口就可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有了一个作为我们海军舰队的避风港，一个驻防阵地，使我们军队为了反对某个贪欲的国家企图吞并中国时，或是为了镇压另一次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世界的暴动时，有一个集结的所在。”
考虑到当时美国国务卿John Hay及美国政府在庚子之乱后对待中国的立场与看法，我们就应该感谢当时的国务卿不是丁韪良了。正是美国坚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这一原则才使得中国在庚子之乱后避免了被瓜分的命运。
一百多年过去了，回顾丁韪良所提的一些建议，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为自己的祖国谋求霸权的战略家。他关于控制太平洋西岸的战略思想，至今还能从美国的亚洲政策中看出若干影子。
如果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到，对丁韪良的“强盗”、“谋士”、“外交家”这样的定位大都依据他在1900年庚子之乱后发表的文章或者当年就写的《北京被围目击记》这本书。把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与定位围绕一本书或者几篇文章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在中国生活了长达62年之久的丁韪良写了大量的文章与专著向世界介绍中国。翻开丁韪良关于中国的主要著述，将会看到他对中国的观察、理解与同情，不仅在当时的传教士中是一个异类，即使在今天读来，其对中国文化理解之透彻至今让人赞叹。
同文馆总教习：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1898年，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时，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授二品。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像鞠躬致意。此举使丁韪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神的叛徒，但同时也宣示了丁韪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
早在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前，丁韪良已然是当时中国教育界响当当的人物了。早在1865年3月，经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推荐，丁韪良受聘担任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11月，经赫德推荐，总理衙门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负责一切教务工作，包括制定课程计划、督察各馆功课、聘请教习、负责教科书的编写、筹建教学设施、决定招生办法等。自此以后，直到1894年5月由于健康原因离馆辞职，丁韪良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之职达25年，连同先前应聘为翻译教习，他在馆任职时间长达30年之久。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京师同文馆无论是在组织管理，还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特点，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外交官、外语教习和翻译。同时，翻译传播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著作，例如《万国公法》（丁韪良译）、《格物入门》（丁韪良著）、《化学指南》（毕利干译）、《法国律例》（毕利干译）、《富国策》（汪凤藻译）等等。同文馆的新式教育实践促进了教育现代化，为辛丑条约后废除科举、建立新型教育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新教“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大使
中西文化能否同构的问题，早在利玛窦向明朝士大夫传教的时期就凸显出来，利玛窦的用儒学包装神学的传教策略被理雅各继承下来，从而为自己赢得“新教利玛窦”之誉。
丁韪良精通西方多种语言，熟读西方典籍，加上在中国多年浸淫中国文化，因此在写起中国的文、史、哲时持有一种超越东西壁垒的阔大视野，在其介绍中国文化的名著《汉学菁华》（沈宏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009年出版）中不仅对如“翰林院”和“科举制”这样的题目驾轻就熟，同时将西方典故随手拈来，以作对比，超出寻常就事论事的视野。
丁韪良对于孔子的解读，跟利玛窦合儒、补儒终至超儒的路线一致：“毕达哥拉斯与孔子年代相当，但在古希腊人中间只有两个名字堪与孔子相比拟：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前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希腊哲学，后者支配了中世纪欧洲的辩证法。孔子生前没有前者离题万里的滔滔雄辩，也没有后者清晰而严谨的逻辑思维，但在实践智慧上却超过了他们，他的影响持久而深远，更是让这二者远远无法望其项背”。尽管对孔子的实践伦理学说大唱赞歌，丁韪良始终无法脱离一个信教传教士的束囿：“然而，好学深思的基督徒在读了中国经典著作之后，再回过头来研读《新约》时，就会对《新约》的神圣权威性产生最强烈的信念……在儒家经典里，他会发现足够多的缺陷，使他怀着感恩之情把目光转向一个‘更伟大的导师’。”
从去西方中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今天的角度去审视，丁韪良对中国儒家的研究与阐释显得依然带有传教士的保守的论调。但是，在20世纪之交的那个时代，在中国积弱而世界声誉降至谷底的时代，丁韪良对中国经典、中国宗教带着宽容、理解的态度进行的阐释、介绍对于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不无裨益，其人所作的富有良知的贡献是不容磨灭的。
与利玛窦一样，丁韪良的学术贡献也表现在“双向译介”上，一方面向中国输入西方知识，一方面是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前者主要有《天道溯原》、《万国公法》、《格物入门》、《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富国策》、《西学考略》、《性学举隅》、《天道合校》等，后者主要有《翰林集》、《中国的传说与诗歌》、《北京被围记》、《汉学菁华》、《中国觉醒》。《花甲忆记》则是自传，记载了他在华的经历和感想。丁的这种双向译介，涉及语言学、国际法、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宗教心理学、历史、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墓草萋萋中，斯人长眠在他所热爱的中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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