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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2月20日 星期三

    一个平民经济学家直面中国改革痼疾 关注社会底层民生的良心之作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2月20日   16 版)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

        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羡慕。俄罗斯、日本、东欧、拉美,更不用说非洲国家,无论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会开幕、人大开会,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时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被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中国排在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第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中国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不愿意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

        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与前途

        2010年9月,盖茨和巴菲特来华举行慈善宣传宴会,他们的目的无疑是来劝募慈善捐款。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涌现大批亿万富翁。中国的高档消费品市场极其繁荣,高级轿车、艺术品、名表、豪宅销售极旺。在这样的背景下,募捐慈善用款理应不成问题。可是结果大出人们的意料,响应者寥寥。这种状况引起一片争议,中国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希望吗?

        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其原因何在?是他们吝啬,舍不得花钱吗?不是。他们的钱很多,几辈子都用不完,出一点钱对他们来讲不会对生活造成丝毫的影响。他们的心态和一般人不同,用普通人的心理猜测他们的行为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对他们来讲,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声望。如果出钱能够挣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声望,对他们来讲是十分合算的。用多余的、用不完的东西,交换他们感到最稀缺的东西是非常理性的行为。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环境很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财富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富人是挨骂的对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还好一点,露富是一点好结果都不会有的。

        中国人认同的是劳动价值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人与人的劳动差别不大,因此根据这个理论,人与人的财富也不应该相差很大。如果财富的差别大,一定是剥削得来的,是你把别人创造的财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变成了你的财产。因此富人在中国是没有好名声的。前一阵流行过原罪理论,认为中国的富人都是有原罪的。这个说法恐怕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从政治环境上看,解放后我们执行的是打倒富人的政策。农村的地主富农被消灭了,城市里的资本家被改造了。结果在中国彻底铲除了富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穷人国。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全中国没有任何个人有私人小汽车。在社会上三代贫农是依靠和提拔的对象,富人是要被踩在脚底下的。只有穷才能有前途,富则是一切祸害的根源。谁和富字沾上边,谁就会倒霉,一辈子被歧视,连子女都受累。除非你摆脱了和富的关系,或者说,除非你变穷了。

        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对富字的忌讳减少了。首先对私人财产的看法从非法逐步承认其合法性。“宪法”对私人财产的规定经过几次修改,从不保护到勉强的保护,但还是扭扭捏捏,不是理直气壮。比如对公共财产的规定是神圣不可侵犯(没有说是否合法,只要是公共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对于私人财产只保护合法的。至于什么是合法的,要由别的法律来解释。这就留下了很大的灵活空间。

        拥有财产会带来剥削者的坏名声,财产的安全缺乏保障。在这样的社会中露富是最愚蠢的做法。所以富人的对策是不声不响地把财产转移去外国安全的地方,而不是捐款做慈善。这就是近年来大批富人移民西方国家的背景。

        这一基本情况注定了在中国靠富人做慈善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改变这一情况有可能吗?这涉及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中国是走像美国那样的道路,彻底否认剥削理论;还是像北欧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还有更理想的方式?甚至采取古巴模式、朝鲜模式,都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过这一转变即使可能,也要很长时间,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够解决的。在中国已有的观念还将存在下去,富人的地位很难有迅速彻底的改变。因此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必须另外找出路。中国的出路我认为就是普通百姓的慈善事业,而非富人的慈善事业。其实在美国慈善捐款的来源也不全是靠富人,更多的是靠普通群众。慈善成为每一个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慈善开支和吃穿用一样,是一个必要的支出。当然,其百分比不大,只不过占家庭收入的1%~3%。但就全国而言,总数非常可观,足够全国慈善事业所需。

        这条道路就是李连杰所倡导的壹基金,每人每月捐一元钱。我认为这个方向符合中国的国情,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但是壹基金曾经遭遇很大困难。原因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垄断企图有关。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鼓励民间拿钱,但是操作要由政府来做。如果民间自己拿钱,自己操作,政府是不鼓励的。这一点很明显表现在慈善组织注册的规定条文,在善款纳税的区别对待上。特别是民间的慈善极难获得合法身份,因此他们不能在银行开设账号,没有自己的图章,也开不出捐款的合法收据。因此也不能向公众募捐,这些事只有挂靠政府的慈善机构才能做。当然,如果政府的慈善做得很好,也未尝不可。问题在政府的慈善事业往往毛病丛生。救济目标缺乏合理的针对性,操作不透明,没有热情,是冷冰冰的照章办事,还有不少贪污浪费,使得大家出钱不放心。这就大大阻碍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个根本问题是政府该不该做慈善,我认为不该。这里涉及政府的功能是什么。政府不同于一般民间组织,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武力做后盾,可以用强制措施来达到某一特定的目标,如国防、公安、纳税、食品安全,甚至环保,但是不包括慈善。做慈善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力量,相反,要的是热情和细致。这正好是政府所缺乏的。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不做慈善(但是政府调整收入差距,提供社会保障),慈善是留给民间做的事业。

        由于盖茨和巴菲特访华,引出许多对慈善事业的想法。其实,不管他们两位来不来华,中国慈善事业的方向和前途是一定要讨论并付诸实施的。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茅于轼著,群言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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