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之成 其难如此

    《世载堂杂忆续篇》（即将出版）这本小书看似貌不惊人，细说起来却有诸多曲折，牵扯到三个人物和三本旧刊。三个人物刘禺生、陆丹林和高伯雨都已作古，撰文立著的好处在于，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总有人愿与逝者作时空对话。三本刊物是陆丹林主编的《逸经》、《大风》和高伯雨经办的《大华》。

    1960年12月，中华书局将刘禺生所著《世载堂杂忆》列为“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出版。当年物质匮乏，饭吃不饱，当然印书也没好纸可用，《世载堂杂忆》的书页麻麻糙糙，但至少字的笔划能看清楚。我1996年9月购于琉璃厂书市，当时正迷恋五六十年代所出笔记掌故图书，中华书局的这套丛刊没多久就集配齐全。我惊诧此书卷首竟有董必武的《题世载堂杂忆》一篇短序。

    “杂忆”最初是1948年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刘禺生道作杂忆之原委：“予年七十，诊太素脉，谓尚有十年命运。久欲仿中江兆民先生一年有半丛书例，成九年有半丛录。今岁剖腹险症，得庆更生，友人曰：子身无异再生，何不尽九年有半岁月，忆写从前所见所闻之事乎？是亦国故文献之实录也。予感其言，日书世载堂杂忆数则，随忆随录，篇幅不论短长，记载务趋实践。”以刘禺生之富饶履历，配得上“国故文献之实录”。

    “久欲仿中江兆民先生一年有半丛书例”这句须稍加解释。中江兆民（1847～1901），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哲学家，主编过《东洋自由新闻》。他用汉文译述的卢梭的《民约译解》（即《社会契约论》）在知识界影响很大，他因此获得了“东洋卢梭”之称。1900年，中江被医生查出癌症，并告诉他只有一年半的生命。之后，他凭借毅力写下自己最后的思考——《一年有半》及《续一年有半》。

    刘禺生以“此身无异再生”之精神撰写回忆式杂录，董必武题序中却有“耳食之谈”“谬悠之说”字眼，也许知道刘禺生看不到吧。高伯雨批评刘禺生亦有稍嫌过重的话，譬如“他的写作，一向就是不够严肃，对于考证，常有疏忽，对读者产生了误导，这是不大好的。”

    高伯雨生于香港亦终老香港。1932年8月25日高伯雨举家乘加拿大“皇后号”逃出战火中的上海，两天后抵达香港，开始60年的居港生涯。高伯雨自称“稿匠”，他说：“一九三九年四月，我开始在香港卖稿生活。首先发表我的文字的是《中国晚报》。”如今十大本《高伯雨随笔集》问世，他没有看到这一天，文人最大的遗憾也许就是这种事。十本随笔集还不包括高伯雨在《大成》杂志上的许多文章，出版方称没有力量再动《大成》了。《大成》出版260余期，高伯雨许多长篇文章发表在那上面，自传文章有十好几篇，还有他在北平的照片。他除偶作译事外，一生只钟情撰写掌故笔记。因为喜欢，“世载堂杂忆”在上海报章时连载时，高伯雨却在香港注意收看《新闻报》（上午出报，下午航空邮到香港），《世载堂杂忆》1960年出版“我立即买了一本，不久后，上海的陆丹林见又寄赠一本。”高伯雨曾说“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李子诵兄赠我中华书局版的《世载堂杂忆》一册”。这里的“李子诵”是位新闻媒体老人。

    高伯雨读过《世载堂杂忆》后，“觉得似乎有很多篇文章未见收入书中。”他想“如果能把未收入书中的那些篇章，在《大华》重刊，读者一定欢喜若狂的。”于是高伯雨想到了上海老友陆丹林，写信向陆求援，陆丹林竟然剪存有全部杂忆。想当年陆丹林主编《逸经》（1936年3月在上海创刊），自第5期至34期连载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本事注》，隔了30年，陆又为杂忆的全璧尽了一份力。

    高伯雨1942年2月5日的日记“往中国文化协会一看，满地书籍、杂志、地板上尽为纸屑尘埃铺盖。取《逸经》合订本一套三册归家。忽见地板上有《湘绮楼笺启》一部，拾取观之，扉页题‘王湘绮先生笺启凡八卷’其下二行小字‘宣统庚戊上海国学扶轮社重刊’，连史纸石印，字大四五分，非常悦目。不知是谁之书，没有人要，委之地上，再过一些时日，必为人以垃圾扫除，大为可惜，一并取之。”（高于日记后说明这些没人要的书籍物主是“大风社”）高得了全份之《逸经》，这就为日后“光复”世载堂杂忆埋下伏笔，世间某些看似无关联的事情，其实都是有“因”有“缘”的。下面就将关联到《大风》杂志，关联到陆丹林和高伯雨是何时何地相识的。

    1938年3月5日，退避至香港的《宇宙风》与《逸经》两杂志社联合创办《大风》，社长是简又文、林语堂。陶亢德和陆丹林为编辑。陆丹林在“编辑后记”中称“由沪抵港，集稿，发稿，校稿，忙碌了十多天，《大风》创刊号今日已和读者见面了”。陆丹林曾写《在香港办刊物》，诉说了在港办杂志的种种不便，当然他都是和太平时期的上海做比较。高伯雨也许就是这个时候结识陆丹林的，高伯雨1942年1月20日日记“等到八点钟还不见饶宗颐来，乃往其寓所访之，稍坐就一齐同出，往访陆丹林，看他是不是接受日本人的‘照顾’，一如外间所传。丹林在香港住了四年多，他的寓所从来不告诉任何人，人们都知道他的脾气，也不动问”。1982年高伯雨发表《四十年前的香港文化人》，其中附有两张《大风》书影。

    时间到了1966年，陆丹林在上海，高伯雨仍居香港，此时有朋友劝高办一份文史掌故刊物，高即办起了《大华》。《大华》是高伯雨独资创办的杂志，他预算亏损的上限是一万港币，超过此数即关张歇业。1967年3月第25期《大华》开始连载《世载堂杂忆续篇》。据高伯雨后来回忆：“其时文化大革命已春云初展，陆兄还能和我通信无阻，他说他剪存有杂忆全份无缺，可以把未收入单行本的部分抄来给我登刊。自二十五期起登出，标题作《世载堂杂忆续篇》，下属‘刘禺生遗著，隽君住释’。隽君者，丹林先生化名也。他相识刘君在前，我相识在后(一九三六年《逸经》在上海出版，陆任主编，《洪宪纪事诗》就在其中刊出)，由他注释再好不过。一共登载十期把全文刊完（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三十四期）。”

    陆丹林当时的处境已经不能用真名在香港刊物上发表文章了。高伯雨后来刊出了一封1966年7月19日陆丹林写给他的信，其中有这么几句“以后来函，千万不要附有印件，有印件的不必附函，以免发生误会，亦不必谈及写稿事，因我久不写稿，更不为海外写稿也。前存尊处小款（指代卖书的），汇出时，我收必知之，也不必提及。”

    高伯雨写道：“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我筹办《大华》半月刊，丹林答应写稿来给我，条件是用我的笔名发表，稿费汇给他。《大华》出版后三个月，‘文革’出现，丹林就不敢再寄文章来，但他积存的还有廿多篇，发表后稿费络绎汇去。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后，‘风声日紧’，他来信示意，我不可汇钱去，免生麻烦，后来就不通音问了。他的文章在《大华》刊登后，我就撕下来套入信封寄给他，不久，他又叫我别寄到他家去，寄给余十眉，余君收到后会交给他的。”至此，我们今天就可以理解续篇前言那个障眼法的落款“一九六六年九月，隽君记于香江寓楼”的苦衷了。

    董桥在《董糖的滋味》开头写“姓陆，名丹林，书斋顺字义起名红树室，一八九六年年生在广东三水，左眼失明，装了瓷目，早岁抗盗脚部中枪，一生微跛”。这个残疾的文人，晚年最堪怜。陆丹林目废脚跛，年已七十，除了坐困愁城，一无出路。高伯雨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呵呵，哪里有这么便当的选择？

    现在我们能够理出一条清晰的具有因果关系的链条：刘禺生《洪宪纪事诗本事注》——陆丹林《逸经》《大风》——《新闻报》——高伯雨《大华》，缺了哪个环节，一切均无从谈起。

    链条上面还有一个小插曲。高伯雨讲：“《大华》出版至四十二期（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就停刊，当时有个喜欢翻印书的朋友和我商量，借《大华》所登的《续编》排印出版单本，问我要多少‘转载费’，我笑道，《新闻报》没有要我的转载费，我怎好要你的？你能翻印是大好事，我竭力支持。但此君有‘说过就算’的作风，我久已知之，也不再问他意下如何了。”

    我的一位“说过就做”的上海朋友，见到了高伯雨这段话，来信问我有没有存《大华》杂志，我回信说有是有，但是偏偏“25至34期”缺少几期。上海朋友又想办法从海外将这几期帮我补齐。这样，高伯雨称之为“大好事”的《续篇》单本，庶几功德圆满。刘禺生去世20年后，陆丹林去世；陆丹林去世20年后，高伯雨去世；高伯雨去世20年后，续世载堂杂忆出版，一书之成，其难有如此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