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个什么人?革命者,反革命,坚守传统的保守分子,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者,爱惜羽毛的政治家,拔擢于丛林中的军人,都是,又都不尽是。”对于蒋介石这位在近代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并没有给出自己的定论。上世纪80年代,黄道炫集中阅读了四十大本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在新著《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中,他结合蒋介石的日记和其他相关的研究材料,探讨了蒋介石的思想源头及发展演变的历史,分析蒋氏思想资源的构成,力求从思想史的角度刻画蒋的内心世界。
读书报:您在书中重点梳理了蒋介石的思想资源,从中可见出蒋对中国传统极度推崇。这是否与其后来政治上的失败有关?
黄道炫:这个问题恐怕要分几个层面回答。首先蒋介石的失败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受到国内、国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简单从某一方面认定原因肯定是不全面的。其次,蒋的失败和中共的胜利对应,也就是说,如果碰上一个更加强悍的对手,即使未必有错,也完全可能被取而代之。再次,蒋个人的思想因素对他自身的事业成败有多大影响,而蒋对传统的推崇又在其思想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也是需要面对的问题。起码要对这三个层面作出厘定,我们才能对这一问题有所解答。我以为,这个问题很容易被提出,早年我自己也正是保持着这样的思维,但现在看,这个问题不免于知道结果之后的假定,如果按结果倒推,也许在逻辑上会有圆满的答案,事实上却未必有太大意义。
读书报:在《科学的学庸》这本书中,蒋谈得最多的是《大学》和《中庸》,希望在20世纪科学化的时代中,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开发出可与西方科学精神接轨的思想源流。您认为蒋介石的这一想法在现实中实现了多少?
黄道炫:蒋介石固然精神上尊崇中国传统思想,但他起码在行动上并不抱残守缺,毕竟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实用主义更符合他的行事方式,否则他也不可能到达那样一个位置。所以,在20世纪科学化的时代,蒋介石力求对这样的潮流作出回应,实际行动当然有很多,具体到面对传统精神时就是希望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开出科学源流。蒋介石阐释学、庸,把《大学》、《中庸》提到那样高的位置,包含着他返本开新的企图,尽管事实上这恐怕仍然不是一条可以通向成功的道路。
读书报:蒋介石一生都在努力继承中华民族的道统,但同时思想也受到法家影响。这也是您所谓的求圣的蒋介石和做事的蒋介石在历史上同时呈现。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之处?您如何看待蒋身上的这一矛盾?
黄道炫:中国多年来的道统当然是孔孟程朱陆王的儒学精神,蒋介石对这样的道统大体也接受、坚持。不过,蒋介石毕竟处身于新文化运动后的近代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起码对他不再是惟一的。所以在事功一面,蒋介石对传统法家思想也很青睐,多所推崇。从儒、法精神看,儒家大体比较强调仁政,法家则更实利,两者间的路向有一定区别。不过,这些在蒋这里似乎并不冲突,他接受儒学更多从精神层面入手,接受法家则是其实用事功,基本还是有选择的。实际上,内圣外王还是蒋介石最向往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他最推崇的传统人物王阳明、曾国藩,都是立德、立功、立言兼具的全才。
读书报:蒋介石对传统思想非常看重,而对法治、民主等现代观念相对比较隔膜,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与其独裁倾向是否有关?
黄道炫:蒋介石是军人出身,接受的基本是传统教育,留学国外也去的是日本,这样的教育和成长背景,他对近代法治、民主观念相对隔膜,大概也非常容易理解。实际上,在近代中国,真能了解法治、民主观念的,只限于很少一部分知识分子。蒋介石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缺乏这样一种背景,又未及时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读书报:1948年,南京政权出现危机,国民党骨干人物张治中批评蒋介石“仅持儒家态度以谋治理,似不足完全适应今日之时代”,认为其“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您认为张的批评是否中肯、切中要害?
黄道炫: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蒋介石也不是仅以儒家态度谋治理,政治上他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兼收并蓄。不过,内圣这一套在他的核心观念中确实发生作用,而且随着其地位、声望的上升,对内圣的追求益发迫切,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的确影响到具体政治的实施。至于蒋介石时代的政治,缺乏具体政策,尤其缺乏政策的贯彻落实,这应该还是和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理念、结构、治理方式有关,大概不能简单归结到蒋个人。
读书报:您认为蒋介石个人集权的人治影响了全国大小机构,成为国民政府政治构架的致命伤。这是否也和蒋一贯重视中国传统思想有关?
黄道炫:中国传统就是人治,蒋介石上台后,没有真正建立起民主宪政,所以人治几乎难以避免,这大概不能简单套到传统思想上去。普世的非民主国家,大概都很难脱离人治。当然,蒋在为自己的人治寻找思想资源时,他会自然而然从中国传统思想寻找支撑,自然,传统思想也不会让他失望。
读书报: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蒋介石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却是平庸的战略家和保守的革命者。您怎么看待这一评价?
黄道炫:尼克松的观察还是很精到的。蒋介石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从他在当年中国那样一个环境中脱颖而出大概就可以得到证明,我想不需要太多去说。一般来说,如果具有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那战略上一定也会是高手,否则很难想象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如何展现。不过,尼克松应该是拿蒋介石和他的对手毛泽东比得出的结论,和毛泽东比,蒋介石在战略上当然无法抗衡,毛确实是战略上难得的高手,尤其是军事方面,堪称天才。
读书报:毛泽东和蒋介石读书最大的不同在于毛喜欢读史,蒋喜欢读经。固然阅读喜好的不同和个人的兴趣有关,但这种阅读取向对他们的心理人格乃至此后的政治人生分别有怎样不同的影响?该如何来评价这种影响?
黄道炫:几句话的总结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如果从传统经史子集这样分类,说毛泽东读史、蒋介石读经大体还是可以成立。一般而言,读经可能更重视精神修养,蒋介石一直向往“作之君,作之师”,内心希望成圣,所以他读经很可理解。不过,仔细观察一下毛泽东,其实他内心也有做全国人民精神导师的强烈需求,只不过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会从传统经籍中去寻找精神资源,他的思想资源更多是马列典籍。正因此,他在中国传统中读得更多的是史书。从这样的角度看,就很难说他们的阅读取向有路向上的区别,只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不一样,决定了他们的具体选择会有不同。
还是我曾经谈到的,读书仅仅是观察政治人物的一个点,切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可以,但要借题发挥则需要谨慎,不能简单拎出一点就得出不求甚解的一些大结论。
读书报:蒋介石败走台湾,在此后的统治中,台湾传统文化保存延续得很好,这是否也与当年蒋介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有关?
黄道炫:应该会有些关系吧。毕竟蒋介石在台湾也有几十年,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着手。当然,这个问题也仍然要放到台湾的具体环境中去理解,还要对照中国大陆这些年的历史发展,不能简单以蒋的思想作为论定。
读书报:这几年利用蒋介石日记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少,但随之也引发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如台湾学者汪荣祖就指出研究者容易被日记牵着鼻子走。您这本著作也涉及蒋日记的一些内容。请问在利用日记材料时,您是如何处理的?
黄道炫: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对资料的挖掘、利用、辨别是基本功,日记当然只可能是使用材料的一种。大陆像杨天石先生这样的研究者,长年搜寻蒋介石的各种资料,在蒋介石研究上,对资料的掌握大概无出其右者。近年蒋介石日记开放,他利用日记做了一批研究,这些成果虽然资料主体是日记,但实际上是建立在多年大量史料阅读的认知基础上,不能说是被日记牵着走。在蒋介石研究中,目前还看不到被日记牵着鼻子走的严重现象,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基础性的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入门话题。现在出版的这本书里,日记也只是资料的一种而已,是各种证据链中的一环。如果要自省的话,倒是可以这样说,由于日记对研究一个人的思想精神有特殊的意义,因此,这本书对日记的使用也许还不是十分够。(本报记者 陈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