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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1月23日 星期三

    周作人的两通信文

    萍庵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1月23日   15 版)

        拙文标题原拟为“周作人的两篇佚文”,为此而遍查了不仅周氏的“全集”(指近年由已故钟叔河先生编订、广西师大出版社刊出的《周作人散文全集》),还有报刊上的相关文章,都未见这两通信文的踪迹。愚自青年时代即喜读周氏散文,再读其文也仍有新鲜感,但并非专业或研究,对于辑佚这样的事总还是心存疑虑,觉得还是不用“佚文”二字似乎稳妥一点。

        先说第一通,写于1921年1月18日,是回覆胡适之先生的信文,关于胡氏《尝试集》及附信的,算最早涉及白话诗相关话题。兹录周氏原信文如下:

        适之兄:

        你的信和诗稿都已收到了;但因生病,不能细看,所以也无甚意见可说。我当初以为这册诗集既纯是白话诗,《去国集》似可不必附在一起;然而豫才的意思,则以为《去国集》也很可留存,可不必删去。

        集中“鸽子”与“蔚蓝的天上”等叙景的各篇,我以为都可留存;只有说理,似乎与诗不大相宜,所以如“我的儿子”等删去了也好。

        关于形式上,我也有一点意见,我想这一回印起来可以考究一点,本文可以用五号字排;又书页可以用统的,不必一页隔为上下两半,书形也不必定用长方形,即方的或横方的也都无不可。

        你近作的诗很好,我最喜欢最近所作的两首。

        一月十八日周作人

        信文直行毛笔书写,且用了新式标点符号,分段,现以横行照录,仅书名号如《去国集》为应时下阅读习惯而加(按:《去国集》是胡适最初《尝试集》的附录)。原件藏旧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在胡适1948年末“去国”之际的遗存物中,居然躲过自1953年开始的全国性批判胡适思想运动、1957年“丁酉之难”及1966年“丙午之灾”,不能不说有点儿不可思议。周作人在信文中表达的意见,只要拿《尝试集》(包括附录的《去国集》)作个对照,就足以体现周氏白话诗的理念,如“说理,似乎与诗不大相宜”的话,读读周氏的白话诗即可以了解,确乎如此的。像宋代的理学家们,诠释“四书”,阐发经典以及授徒讲学,说理自是当行本色,传世不朽。可如果他们写诗(我说的是“如果”),那是绝不涉于“说理”的。能“即物穷理”的朱文公熹即为最佳的例证,不信去翻读一下朱熹的诗就知道了。

        信中提及“豫才的意思”,显然胡适征求有关《尝试集》意见的对象不仅只是周作人,还有其兄周树人,“豫才”其字也,彼时还未用“鲁迅”的笔名。下面就迻录“豫才”的信文,也算佐证: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也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周岁”可删;这也只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留,与其存“礼”!不如留“失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启明生病,医生说是肋膜炎,不许他动。他对我说,“《去国集》是旧式的诗,也可以不要了。”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

        我不知道启明是否有代笔的信给你,或者只是如此,但我先写我的。我觉得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实在好。

        树一月十五日夜

        这通信文比周作人的信早三天。原信也是直行毛笔书写,而分行如诗的格式,原件也藏旧北大图书馆胡适所存物件中。与周作人的信相比而言,“删”字用得似较多一点儿,兄弟两人的意见同中有异,然行文语气则各如其人。既证实了周作人信中称病不是托辞,也照应并吻合有关《去国集》的意见。作为后之“鲁迅”,他不会以兄弟手足的意见置怀,明言“我先写我的”,正是其终始的做派。作为收信人的胡适,其反应又如何呢?就在这两通信文存放在一块儿的材料中,即能看到胡适的手迹标示在初版《尝试集》(附《去国集》)的目录和扉页上。扉页上写着“叔永、莎菲、豫才、启明各删定一遍”,页下又有一行字“十、一.一用墨笔又删去两首”。看得出时当1921年,曾让任鸿隽(叔永)、陈衡哲(莎菲)、周氏兄弟(还有一位是俞平伯)各删定过。目录页内,“鸽子”题下标了“启明以为可存”;在“蔚蓝的天上”题下标出“豫才删,启明以为可存,莎菲删,叔永以为可删”……其他各题目下,有的用墨笔涂上或画以圈。无烦一一列举,只要拿后来再版的《尝试集》对勘一下,或存或留,“割爱”(有谁不敝帚自珍呢)是否“忍痛”?如何才算精心又自然的白话诗等也就了然于心。此外,胡适的日记及已刊书信中很难看到关于这次白话诗与周氏兄弟等的“尝试”情况。只有一封内容是介绍和推荐周作人去燕京大学担当“国文”学科主任的信,信当然是写给周作人的。胡适在信中表示,燕京大学虽是教会学校,但校长(指司徒雷登)和教务长(指博晨光)“都是很开通的人”,如果这所学校的“国文门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响全国的教会学校及非教会的学校。最要紧的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这一层他们已答应我了……”还有颇诱人的薪金问题,“不论多少,都肯出”,外加暑期北戴河避暑的费用。办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同仁们看到这儿将作何感受,因不是本文要点,不赘述。就在这通信函结束,另有一段“附启”才是要点,须着重介绍一下的:

        你们两位对于我的诗的选择去取,我都极赞成。只有“礼”一首,我觉得他虽是发议论而不限于抽象说理,且言语也还干净,似尚有可存的价值。其余的我都依了你们的去取。

        适

        上所引录见中华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对照一下开头所录周作人的信,包括乃兄豫才的信,这个“附启”真是胡适的反应,或曰回答。古人说:“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是班固《白虎通·谏诤》里的,胡适是将周氏兄弟和任、陈等视作诤友的!

        时隔将近40年后,胡适仍未忘怀当年这件事。1959年5月16日这天,他在台北谈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尝试集》,当时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表达出来?如果朋友都看不懂,那成什么诗!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听得懂,西洋诗人也都如此,总要使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

        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

        这段文字见于《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其中所称“朋友”就是指周氏兄弟及任、陈、俞诸位。关于诗,不拘什么体裁的诗,胡适的观念和主张都“明白清楚”地表示出来了。为学为文一贯,对待友朋一贯,这就是胡适。

        第二通是回覆张一渠的信,仍先录原信文如下:

        一渠兄:

        昨得快信,欣慰无似,承垂念尤感厚意。惟鄙人此刻不能移动,因家中人多,北大方面伊特准留平,俟日后再看情形。其实愚夫妇及小儿本来共只三人,而舍弟携其情妇在沪,妻儿四人舍弃不顾(近一年来不寄分文),不能不由此间代管,日用已经加倍,若迁移亦非同行不可,则有七人矣。且家母亦仍居平,鲁迅夫人亦在(并非在上海的那一位),此二老人亦须有人就近照料,如上述七人有法子可以南行,此事亦有问题也。小女已出嫁,现其婿往西安北平大学教书,亦寄寓舍间。鄙人一人即使可以走出,而徒耗旅费,无法筹家用,反不如不动稍可省钱,近来在译希腊文之古神话,向编译会支点款(前有希腊拟曲一册已由该会出版),目下聊可傅衍过去,殊不能有远大计画耳。琐屑家事不宜妄陈,惟此系实在理由,故述一二。匆匆奉覆,顺颂 近安    作人启

        十一月十三日

        信文原件仍为毛笔直行,不分段,惟有三处是稍小的字附于相关的句子旁边作为“小注”,我抄录时除改横行、简体而外,对这三处“小注”改为“括注”附于相关的句末,其余连标点符号均一仍其旧。

        先说说张一渠其人,因从未见人提到过,故无从了解其人之生平始末。只从周作人的文章中偶而见到。如关于儿童读物的《儿童文学小论序》《儿童剧序二》和《自己的工作四》。前者见周氏自编文集的《儿童文学小论》和《苦雨斋序跋文》;后一篇语及张的名讳则收载于六十年代的自编文集的《知堂回想录》中。这三篇文章均提到张一渠,仅据这点滴的信息归纳一下,知道张一渠是周作人早年在浙江绍兴五中教书时的同学,原名张锡类,时间约在1917年之前。到上世纪30年代前后,张一渠“在上海创办儿童书局,专出儿童一切用书”,并向昔年的老师周作人约过稿。则张氏不仅仅是出版家,而且还应是早期儿童教育的倡导者。和周作人的关系既在师友之间,也算出版方与作者的关系了。顺带在此提一句题外话,据报载有海豚出版社曾刊出“民国幼稚园老课本”系列,似以陈鹤琴先生《我的工作簿》为最早,时在1938年。不知海豚社或策划者是否知道张一渠其人,不妨细访一下不定会有新发现的——我姑妄言之。因未睹张一渠“快信”的原文,上面所录只是周作人的覆信,自应断为“七七事变”之前,是特为劝说周氏离开当时的北平的,这就不仅是出于师生之谊了。

        对于以上所说,可举周作人《与陶亢德书五通》为佐证,这要感谢已故钟叔河先生的钩沉辑佚功夫了。五通信函是周氏给同乡陶亢德的覆信。当时陶氏在上海与林语堂一块儿办刊物《宇宙风》,从这信的内容看,似不单为刊物约稿,也担心周的处境,劝周离开北平南归等。周的回信说,“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寒家系累甚重,交通又不便,只好暂苦住于此,绍兴亦无老屋可居,故无从作归计也”。又说,“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 。这些诉说足与覆张一渠的信相照应,只是,虽同有乡党之谊,而论交情,从私人感情层面上看,对张一渠要显得亲近许多,坦陈家事,几无所避讳。也让后之读者,尤其年轻一辈对于周氏兄弟的某些隐秘,于匆匆一瞥之余,不禁遐思绵绵。除了《与陶亢德书五通》之外,还有钟叔河先生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册九的一篇《一九四九年的一封信》也提及相同的内容,但也没有覆张一渠的信那样坦陈和实在。据编订者的题下注语云:那篇信文见于1987年6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782页。

        最后需要交代一下的是,覆张一渠信出自“小莽苍苍斋”主人的收藏。据整理与编辑“小莽苍苍斋”遗存文献的陈烈先生所说,“小莽苍苍斋”主生前“收藏有周作人1929至1940年间给好友的三十余封书信,已成为研究比较周氏兄弟的极其宝贵的史料”。这真让喜读周氏文字的人心痒难耐了。可惜钟先生已逝,而老耄如我者心有余力不足,只能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个线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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