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古籍应有敬畏之心

    从事整理古籍工作的人，应怀有敬畏之心。首先是对传统文化，对古人先贤，必须敬重；同时，对当代读者，对子孙后代，必须负责。这个职业道德，有关的同志都是明白的。近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编的大型《文献丛刊》，影印出版了大量的清代古籍。特别是煌煌八百巨册的《清代诗文集汇编》，为迄今我国断代文献整理影印史上的最大工程，四千余种清人别集首次得以系统编辑出版，其中包括不少一般人很难看到的孤本、珍本、稿本、抄本、名家批本，给今后的研究者带来极大的便利。这与《全明诗》立项编纂三十余年终成“烂尾楼工程”（有人说连“烂尾楼”还谈不上）相比，反差极其强烈，可以说是一个上上大吉的重大成果了！因此，当我看到图书馆书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的这套大书，简直欣喜若狂。这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认为其意义无论怎么好评也不为过。而且，整理者还为每位清人撰写了小传，其中纠正了以前学界的不少错误记述。关于这些，已经看到有几篇文章作了阐述，我都是同意的。

    我一有空就去图书馆怀着敬畏的心情翻看这部大丛书。这时，我常常会想起钱钟书、陈寅恪等老先生，他们都是最喜欢读明清别集的，可惜老人家就没能享到如此眼福。因此，我对该部大书的主编者们，对出版社，真的非常感激。然而，由于工程浩大，人手众多，难免也出现一些问题。我渐渐发现，参与其事的人员中，好像也不乏水平不高，工作不够认真，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者；主其事者似乎也把关不严，好像连基本浏览一下也没能做到。有朋友对我说，你这样讲好像太不客气，人家挂出的正副主编、编委一大群，都是顶尖的专家，你算老几啊。但是，我既敢这样直话直说，也是有根据、负责任的。我还以为，主持者也不能光听好话（再说一遍，那些好话我也是同意的），而应该也有听“坏话”的雅量，包括在下这样的什么也不是的无名之辈的批评。其实，清史编纂委员会对这部《清代诗文集汇编》并没有大作宣扬，很低调的，主持者好像也没有沉浸在取得巨大成就的沾沾自喜中。只是我对此部大书爱之深，便责之严，愿意做一个诤友，提出一些问题供主持者们参考。须知，这部大丛书毕竟是我们国家的最重大的学术出版项目之一，众目睽睽，影响深远，如有差错也是逃不过去的，我不说别人也会说；而且，我们作为使用者、受益者，也是应该为海内外学术界、为子子孙孙贡献点什么的。

    我初步（还没有全部翻阅过）发现的问题，主要有这样几个：

    不合编选体例。明明说明要收的是诗文别集，但却混进了少许总集、合集，甚至还有民间日用类书、小学考据类书、刑律类书、笔记类书、诗话类书、判案集、尺牍集等等，五花八门。最奇怪的，还看到有从他书中辑出的某无名诗人的仅仅四首诗及若干摘句，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列为一集。难道这是在编《全清诗》吗？这些情况表明，从业者中有的人缺乏基本的文献学常识。

    作者小传有误。特别是有些作者被定为“生卒年不详”，而其实即使在其本人诗文集里，以及从诗文集的书前书后附录的文字中所透露的信息中，就可以推算出其生年。这种推算有的稍微难一点，有的却是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例子，我在浏览中不经意地发现而记下的，就已有二十多家。）更不用说还应该从他人的诗文集及方志、碑传等资料中考证其生卒年。由于整部大丛书就是以各位作者的生年先后为序编排的，因此，对作者的生年考证理应尽力而为，否则就可能大大影响到作者的“排位”。现在看来，有的从业人员显然还不具有考订古代作者生卒年的起码技术和功力。记得有一篇小传中说作者“生卒年不详”，还特意追加了一句“道光年间尚在世”，看来整理者好像已经尽了力；但我没料到紧接着就在该集卷首所载的作者后人写的传里，就看到记有其生卒年，非但有，而且还“详”到了月、日、时。这真令我绝倒！小传中还时有一些低级可笑的错误，如某书的他人序中称作者为“某某广文”，整理者写的小传中竟然因而称该作者“号广文”，居然根本不懂“广文”是什么意思。

    编辑及印刷方面的差错。如漏页，倒页，重复印，描润过度致误，用模糊的复印件代替拍照或扫描等等，甚至还有妄改书名者。

    此外，一些非常值得收入而现在没有收入的清别集，也可举出不少。（已有参与其事的学者撰文指出这一点，并提议再续编影印四千种。这个提议若能实现，那就实在太好了！）

    有关上述这些不足之处，待我将全书基本翻过，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再好好正式写一篇论文吧。下面，就具体举出一个迄今我发现的最遗憾的例子。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7册，收有《醉经草堂文集》一卷，王鉴撰，清抄本。书前整理者写的作者小传曰：“王鉴，字晴岩，一字紫琅、子任，号炤人，江苏通州（今南通）人。生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卒年不详，道光十八年（1838）尚在世。嘉庆、道光间官湖南黔阳、芷江知县，权晃州厅同知，署沅州知府，有善政。工诗文。有《醉经草堂文集》《退一步轩诗钞》《晴岩诗草》（又名《夜郎瓢中稿》）。参考文献：《晴岩诗草》卷一卷二、《江苏艺文志·南通卷》。”初读这段说明文字，就感到有点疑惑——

    首先，王鉴“字晴岩，一字紫琅……号炤人”云云，在《醉经草堂文集》整本书中怎么毫无记载呢？其次，说王鉴是“江苏通州（今南通）人”，但该抄本正文第一页，即影印本第487册第475页，书名下明明署的是“金匮王鉴”；第507、533、543等页书名下，则清楚地署着“锡山王鉴”。（文章中更多处写到“锡山王鉴”，还有写“阳湖王鉴”“吴郡王鉴”的。）谁都知道，锡山就是无锡。（清雍正时曾析无锡另置金匮县，属常州府，阳湖即常州。）而南通与无锡，隔着长江，又有数百里之遥，历来互不隶属。再者，整理者既然已经“参考”了《晴岩诗草》（且说明又名《夜郎瓢中稿》），为什么不同时影印收入呢？现在我们可是连一首王鉴的诗也看不到啊。（如同时影印收入《晴岩诗草》，当立可判断出于两人。）

    特别是，当我略为翻阅《醉经草堂文集》中的几篇文章，便确证小传中说的作者生年是完全错的！你看，文集中的《与苏州杨曙城》，提到“圣祖己丑岁在何义门先生斋中”，圣祖即康熙，己丑岁为1709年，乃小传所说其人“生年”之前五十八年！又看《宋诗类选序》，写明作于康熙壬辰，为1712年，乃其生前五十五年！还有《跋程篁墩宋遗民录》一文，写道“予于康熙癸巳清和月，从琴川毛黼季先生假得此书钞本”，康熙癸巳为1713年，乃其生前五十四年……这些，整理者只要稍微有点常识，稍微注意一下，就应该看得出来的啊。作者既是康熙时人，又怎能活到道光年间？

    我又仿佛忆得，王鉴此人及其“醉经草堂”，好像在《清代诗文集汇编》里曾经看到过的。于是便在这套大书中往前翻查，终于在二百四十多册(即差不多整套书的三分之一)之前，第246册，看到了“王史鉴《醉经草堂前集》”（二十卷、附录一卷）。该书书前整理者写的作者小传云：“抄本署名作王鉴，字子任，江苏无锡人。生卒年不详……”可知，王史鉴也就是王鉴（我另外还考查出其兄王史直，又名王直，与此相类）。这里虽然也没有考出其生年，但整理者将此书编排在生年1679年和1681年的其他作者的书之间，这与我推断的作者生年也较接近。（由于此处不是做考据的地方，我的具体推算就不写了。）

    《清代诗文集汇编》不仅把王鉴（王史鉴）作为两个人而收了两次，而且第487册竟将其生年误差了近九十年（也就是差不多整个清代的三分之一时间），这算是咋回事呢？

    最后，我还想顺便谈谈久蓄于心的一个想法，以供大家，特别是供有关领导部门参考。

    影印，照理说本应是古籍整理工作中最不易出错的，但事实上却未必如此。（包括近代一些文化名人的手稿、书信、日记的影印书，也常常发现有问题，这里我就不举例了。）那么，研究者对那种重新整理、标点、排印的本子，就更难以完全放心了。尤其是那些字迹难辨的稿本、钞本、插图本等，除了出版整理、标点本以外，最好还是照原样影印。我就知道有不少研究者，在工作中就常常坚持只要有影印本就不用排印本的。（当然，高质量的整理本除外。）而且，事实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整理影印、化身千百，是对我国民族文献、历史珍本的最有效、最经济、最迅速的保护方法。不仅能大大延续古籍的生命，而且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影印本对研究者来说也是最有价值的。如何做好古籍影印，张元济、郑振铎等前辈已经为我们作了探索和示范。在当今我们财力、精力尚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希望国家有关部门更加重视古籍的影印工作。例如，在历时那么多年的《全明诗》的整理都未能完成之前，我们恳求、拜托国家有关部门，再不要贸然投入巨资批准类似《全清诗》这样的工程上马了。（听说还有人鼓吹要编《全新诗》，那更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了。）其实，与其编辑《全明诗》，远不如像《清代诗文集汇编》这样，整理出版一部《明代诗文集汇编》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