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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1月23日 星期三

    陶敏:一生心力献给唐诗研究

    陈尚君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1月23日   07 版)
    陶敏,唐诗研究学者,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生于1938年12月14日,逝于2013年1月17日,享年75岁。

        晚起打开手机,看到陶敏教授来电的未接显示,马上拨回去,接听的是他的女儿陶红雨:“爸爸在今天早晨7点55分去世了。”真的很意外,很悲痛。虽然知道他患肺癌已经多次化疗,好像已经趋于稳定,他也始终坚持体育锻炼。前年8月在北京宽沟开海峡两岸唐代文学会议,晚上去打保龄球,他每局都能达到150分左右。去年9月我与他一起资助的凤凰女孩来上海,在外滩与他通话,他在营口亲戚家度暑,中气充沛,显得很健康,怎么说走就走了。我马上与他的助手李德辉教授联系,才知道他在1月5日因病情恶化,住进湘潭市中心医院,仅隔十多天就离开了人世。此前两天还让女儿录音遗嘱,交待未刊未完成著作的整理出版事宜。

        我认识陶敏颇富戏剧性。1986年4月,在洛阳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会长程千帆教授特别奖掖年轻人,天刚亮就敲我房间的门,夸奖我刚发表的《杜诗早期流传考》将他早年作《杜诗伪书考》没解决的问题说清了。我大感惶恐,当晚就到他房间请教,恰好他送客出门。坐定,程先生说刚走的客人是湖南的陶敏,这次仅能列席会议,但他对唐代文献全面而细致的理解,今后一定可以有大成就。就这样,我与陶敏擦身而过。回去后看到上海古籍《中华文史论丛》刚发表他的《陈陶考》,从晚唐到宋人典籍记载中揭出唐诗人有两个陈陶,一位生活在唐宣宗前后,与晚唐诸多诗人有交往,另一位是南唐时期洪州的修道者,也能诗,但作品不多。举证的丰备,考订的坚确,验证了程先生识人的眼光。

        与陶敏认识且有过往,应该是在两年后了。我那时做全唐诗文的辑补,他则做《全唐诗》所见人名的辨析和诗人生平的考释,对一代诗文有共同的兴趣,和不同立场的诠解,因而有较密切的交往。九十年代前中期,有两件事使我们的学术合作很密切。一是《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与一群学者合作希望完成闻一多、李嘉言等前辈重定唐诗文本的遗愿,几年间开了许多次会。二是《唐才子传校笺》的补正。元代辛文房著《唐才子传》十卷,记录了约400位唐诗人的生平,原书在日本发现后,日本学者有较简明的校注。傅璇琮先生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觉得这本书影响很大,但许多记载都是二三手材料,应该作全面详尽的校笺,以期全面揭示唐代重要诗人的生命历程。傅先生从1983年开始约集全国著名唐诗学者分担此一责任,持续十年,到1993年出齐四厚册约150万字,是那时唐诗人生平研究最重要的结撰。陶敏与我认识傅先生稍晚,当时没有参与,书出后傅先生希望给以具体的批评,陶敏很认真,逐条批核,历时两月,居然写出了15万字。傅先生是坦荡的学者,对陶的意见极其珍视,但稍显尴尬的是15万字附在原书后太多,单出一册又太少,于是与我商量,嘱我也将所见写出。我为做全唐诗文校补,那时几乎翻遍了四部群书和新出文献,因此补充了许多原校笺未及的史料,居然也写到15万字。两部分书稿由我拼贴定稿,因此而体会到陶敏在精读唐代诗文所涉人、事、时、地等细节时,努力追求还原唐诗人生平的可贵努力。这本补正作为《校笺》第五册出版后,获得不少肯定,北京学者曹汛曾有陶主内证而陈重外证的评价。

        最近二十年,陶敏著作如井喷般连续出版,论文超过百篇,学术著作则有《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1998年获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前书增订为《全唐诗人名汇考》(辽海出版社2006年11月,2007年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中唐卷(分别与傅璇琮、李一飞合作,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唐代文史考论》(与郁贤皓合作,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6月),《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与李一飞合作,中华书局2001年12月),《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中华书局2010年4月)、《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辽海出版社2010年2月)。古籍整理著作则有《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与郁贤皓合作,中华书局1994年5月),《韦应物集校注》(与王友胜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与易淑琼合作,中华书局2001年11月),《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与陶红雨合作,岳麓书社2003年11月)。已经完成等待出版的著作有他主编并主要执笔的《全唐五代笔记》,已撰写过半的著作有《元和姓纂新校新证》等。总字数超过一千万字,内容则几乎覆盖了唐代文学各领域的所有作家作品,无论数量或质量,都达到国内一流。

        陶敏1938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沙坪茶子山,1955年在长沙市第三中学(原明德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57年在《作品》上发表第一篇论文《抒情诗中的我》(笔名既白)。1958年初被口头宣布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安排到学校修膳组劳动。1959年分配到在大连的辽宁师范学院农场劳动。他老实说明自己是右派,但到次年要摘帽时,才发现档案里并没有结论,于是组织外调,戴帽及摘帽仪式一并完成。1961年,调到四平市的省农业机械厂(后改名四平收割机厂),历时十八年,先后做过工人、农民和小学教员。直到1978年,方调到湘潭师专外文科,任外国文学及现代汉语教师。1983年,到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开始专业教学与研究。他大学后荒废了二十多年,四十五岁始进入专业队伍,虽然年长我十四岁,似乎学术出道时间差不多,他为人又随和,不摆大前辈的架子,我对他一直随意称呼。

        近代以来,唐代文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首推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人都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都很推崇司马光《资治通鉴》,但在学术取向方面则有很大不同。陈寅恪秉承家学,又曾长期游学欧洲,他更关注从宏观上揭示中古文化的特点以及民族、宗教、制度、家族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岑仲勉则试图在校订全部唐代文献的基础上,去伪存真,还原历史、文学的全部细节和真相,包括纷繁复杂的人事纠葛中的历史演进。两人在学术细节上虽然有许多分歧,但都以阔大的气象和探索的勇气,为后学开启了无数学术法门。在最近三十多年国内唐代文学的诸多研究学派中,从傅璇琮、陶敏到我,都属于立足唐代本身研究,试图在诗人的生活道路、诗人的写作过程、诗歌的写作本事和具体寓意等方面,尽可能完整地揭示真相,还原事实。就此点来说,更多承袭岑仲勉的工作。因为这样,我对陶敏的上述著作及其达到的成就,有很切身的体会。他在回归学术之初,主要做刘禹锡诗歌的笺释解读,与一般唐诗研究者路数差别不大。但达到一定深度,他就发现,在刘禹锡一生交游的诸多人物中,有的正史有传,生平线索大体清楚,更多的则史籍中仅留下片爪只鳞,要理清很不容易。从宋代以来无数唐诗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大多根据传说事迹和常见诗歌,诵读并理解唐诗,体会其从遣词命意到兴象谋篇的成就,加以模仿写作,很少作客观科学的探究。现代学术的起点,首先必须是文献准确,事实清楚,然后再予以研究。唐诗虽然已经有逾千年的研究史,但还是缺漏错讹极其严重,而且所涉史事极其纷繁,诠读更为不易。陶敏的工作大体以岑仲勉为起点,以清理岑氏的遗著《元和姓纂四校记》为基础。唐代也如现代社会一样,由无数家族和各层官员,以及不同地位的仕庶人等组成,史书仅能记载很少高层士人。《元和姓纂》是林宝为朝廷加封授爵而编成的士族谱,如同无数枝条的大树般记录了唐人的世系家牒。前举岑著则是其一生最伟大的著作,几乎将该书所载数以千计的人物履历弄清楚了。陶敏以此掌握全部唐代人事关系的谱图,加上他对唐代存世文献的深细理解和对新见文献的及时掌握,他的学术研究在多个层面展开。

        《全唐诗人名考证》及其增订本《全唐诗人名汇考》,是陶敏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后者多达120万字,为五万多首唐诗诗题、诗序、诗篇中所见唐代人名逐一作了解释。比如最常见唐诗中《夏日南亭怀辛大》、《戏作花卿歌》、《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诗中,与诗人有关者为谁,书中逐一给以说明。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不涉猎极其广泛的文献,没有超强的记忆和敏锐的感悟,很难完成。这里摘录陶敏文章中提到一段与我有关的往事:“记得1990年在西安参加编纂《全唐五代诗》的筹备会,和陈尚君住在一间房里,他从书店买回了几本《文博》,随手一翻,发现其中提到西安出土的天宝十四年《唐故殿中省进马宋应墓志铭》,猛然想起王维集中有一首《宋进马哀辞》,两相对照,宋进马果然就是宋应,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和尚君不禁相对抚掌大笑。如果平时脑袋里不是装满了各种各样问题的话,这条资料就会失之交臂了。”全书无数人名的澄清,就是这样逐一积累起来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为他考辨作品归属,考索诗人事迹,提供了无数线索。

        《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收录陶敏三十年间重要论文七十多篇,内容涉及辑佚、年谱、书评、专书研究等多种类型,最具学术价值的是一组唐诗甄别辨伪的论文。如《晚唐诗人周繇及其作品考辨》认为《全唐诗》周繇下所收大中间在襄阳与段成式、温庭筠等唱和诗,是另一位作者元繇的诗歌,从《唐诗纪事》开始就弄错了,祇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下保存了一处元繇的署名。在理清周、元二人的生平轨迹后,确认这组诗与周繇无关。再如《全唐诗·牟融集证伪》一篇,指出牟融其人明中叶以前无闻,从朱警《唐百家诗》开始出现,其中记载的唐代著名人物居然横跨了几个时代,而另一批人物则属明代著名人物,再从地理、典故等加以佐证,确认此集为明人伪造。另如考证同时与白居易、刘禹锡来往酬唱的有两位卢贞,考证李白送贺知章诗为伪作,考证《大唐新语》之不伪和《龙城录》的必伪,也都堪为定论。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构想由傅璇琮先生提出,分初盛唐、中唐、晚唐和五代四卷,陶敏负责前两卷,所承逾全书之半。此书采取编年的方式,立体式地展示唐代文学的发展轨迹。这一年有哪些政治事件,每一位文学家有何作为,哪些人之间有交往,哪些作品在此年出现,全部逐一记录。书出版后,学者赞许为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史叙述体式。要将数以千计作者总数超过八万的各体作品,准确定位到每一年,纂者的努力可想而知。

        《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肇端于八十年代陶敏与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的合作计划,后来停顿了,而唐文学的研究格局已经完全改变。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笺证》对重要诗人的梳理,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对所有唐代作家生平的叙述,我也参与其事,觉得再做小传笺证已经剩义无多。但陶敏坚持独立做完全书。近期我因做全部唐诗的重新写定,参考本书逐一重写《全唐诗》小传,已经比读了全书三分之二,确认其发明之多,远远超出我的预期。

        《全唐五代笔记》是陶敏晚年主编的用力极深的著作,为此陶敏与他的团队经历了近十年的艰辛工作。虽然笔记不能如诗文那样文体清晰地加以甄别,但能在此一总题下将此类著作作完整的清理,足可方便学人。唐人笔记原本保存至今的不多,多半靠《太平广记》等书引录而得有部分保存。明清两代对唐诗的癫狂虽然也连带引起对唐小说笔记的热情,但书坊不负责任的编造带来唐稗的无序混乱。唐笔记之清理要做到区分真伪,区别正讹,写定可靠文本,要学者去发掘善本,剔除伪杂,陶敏做到了这一点。从他已经发表的论文看,《刘宾客嘉话录》在唐兰、罗联添两种新辑本以外又有许多新发明,考定《尚书故实》叙述者张宾护就是书画名家张彦远,发现海日楼旧藏《贾氏谈录》比通行本多出许多内容,对中华书局已经有新整理本中问题也有许多纠订。此书三年前已经定稿,交到出版社,可是因为说不清楚的原因至今仍没有面世。

        文献考订是非常复杂的学术工作,要求学者利用可信文本,通过文献的相互比较参证,揭示出前人未知的看法。无论文献获得的难度,文献解读的准确,文献论证的逻辑联系,以及论证结论的不循旧说,都非浅尝者可以达到。陶敏长期在湘潭任教,既不在中心城市,又非主流院校,图书资料和学术信息的匮乏,给他的研究带来很多的困难。他曾说到八十年代想看《舆地纪胜》、《全唐文》要到长沙的省图书馆,要看徐松《登科记考》、劳格《郎官石柱题名考》要到上海、南京,可见研究之艰苦。好在三十年来学术图书的出版和科技手段的进步,大大缩小了这些差距。而陶敏更以出色的记忆理解和学术感悟,加上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勤奋,做出了大量超迈前修、启发后学的工作。可以认为,在对唐代基本文献的解读甄辨方面,他是岑仲勉以后成就最高的学者。

        李德辉告诉我,陶敏教授2008年末感到身体不适,感觉是肺部出了问题。2009年5月诊断为肺癌,已到中晚期,即做左肺部切除手术,以后又动了2次手术,做了10次化疗。其间他始终没有停止手边工作,病中完成了《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和《全唐五代笔记》的定稿,并希望完成其他已作的课题。2011年下半年,疾病严重到不能再作手术了,只能放弃化疗和手术,改用土单方,治疗数月,效果不显著。去年末天气变冷,癌细胞急遽扩散,脊椎疼痛不已,不能站立,也不能移动,方才入院检查。李德辉说,12月31日凌晨,陶敏让他过去,将电脑中未完成书稿逐一交待,希望学生能够继续完成。春蚕到死丝方尽,陶敏教授为唐代文学研究竭尽一生心力,他的成就和精神值得后学永远铭记。

        于2013年1月17日至18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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