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卡夫卡想到

    卡夫卡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逝世约三十年后，二十世纪５０年代之后的年代，居然西方世界兴起了“卡夫卡热”，且这股“热”甚至波及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当然，中国的这个“热”要迟至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才开始）。不光是他的小说风靡世界，短篇的，长篇的，特别是那篇人变虫的《变形记》，连评“卡”的文章也蜂拥而现，几可车载斗量，以至于学术评论界似乎一夜间冒出了一个“卡学”——如同莎士比亚研究“热”而形成的“莎学”。

    问题在哪？关键在于，卡夫卡从开始创作文学作品的第一天起，就不打算将作品予以发表，之所以后来这些作品会相继问世，完全是因为他的朋友布罗德等人的极力纵恿，他们施用计策千方百计劝服他，这才使他的部分作品得以在他生前问世。临终前，他曾专门嘱咐朋友将他的全部作品一概焚毁，然而包括布罗德在内的他的好朋友，违背了他的这一愿望，尽力保存了这些作品，并最终将它们编成了《卡夫卡全集》九卷，陆续予以出版，这才使后来兴起的“卡学热”，有了“热”的资本和条件。可见，“卡夫卡热”和“卡学”，实在与卡夫卡本人主观意愿没有任何瓜葛。

    这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两个层面的认识：其一，卡夫卡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上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奠基人、表现主义小说代表作家，完全是凭了他已经发表的所有作品，而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人为的因素；其二，他的所有已经发表的作品，对于他本人来说，是根本不愿意发表，甚至不愿意给别人看的，他的创作目的，恐怕主要是为了自娱，或至多给几个亲朋好友看看而已，也就是说，他的创作不带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任何功利性。

    这正常吗？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似乎人们很难理解。然而，客观事实告诉我们，这的确是事实。也许有人会提出，卡夫卡是个出众的怪人，是个天生性格被扭曲了的人，他的父亲在他幼小年纪时对他长期的威逼、专横、粗暴，致使他的性格变得孤僻乖戾，他的整个童年时代没有童趣，并几乎是一夜间从孩童变成了“白发老人”。正由于此，他才会与常人显得不一样，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但笔者并不这么看问题。笔者以为，家庭因素固然很大程度上影响铸就了卡夫卡的孤僻性格和疏远社会，造成了他长期的离群索居和怪癖性格，但这与一般人都具有的名利思想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卡夫卡之所以不追求发表，不希望他写的东西化为铅字，我想，关键在于他是将创作本身作为精神乐趣的追求。有人说，卡夫卡是以精神病患者的眼光来看世界的，因而他笔下的世界充满了神秘荒诞和隐晦曲折，其所展示的人间世界是个被扭曲了的世界。这话固然有一定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也应实事求是看到，卡夫卡的所谓以“精神病患者”的眼光看世界，并非他本人真是一个精神病人，而是他有意带着“病态”的眼光看世界，这个“病态”，固然与他曾经经历的身世（尤其是早年家庭内近乎恐怖的影响）有关，但更多的，恐怕是他本人对这个他所生活世界的真切看法。

    卡夫卡的这种创作实践，使我想到了日记。本来，写日记是写者将一天的经历和思考，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给日后的自己看的——供自己在以后或更远的未来翻阅、回忆，它不带有任何其他色彩，更遑论可能涉及的功利。但是，至少在中国，不知何时开始，日记变成了一种宣扬自己的工具，写下来的东西，其实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这当中少不了美化的成分。我想，卡夫卡从事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大约同纯洁的写日记，应该是一致的。

    最近在中国大地上由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形成的“热”，似乎也与这个话题有些关联。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毫无疑问是莫言的成功，更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是，问一下莫言，他从年轻时就开始的文学创作，难道是一心冲着诺贝尔奖来的吗？如果真如此，莫言恐怕也就写不出那些能赢得世界声誉的作品。

    反过来，卡夫卡也一样，他不带任何功利性，不存任何其他杂念，一心只是将自己看到的人间社会，自己内心所感念的东西，用笔形象地记录下来，由此而展现的文学世界，成了属于他卡夫卡自己的独特的奇妙境界，它们赢得了世界文坛的赞誉。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最纯真、最本质的追求，或者说，这样的过程，才是我们所应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