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语词的方向

    二十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曾经尾随众多大名鼎鼎的朦胧诗人短暂地关注过新诗。然而，这种兴趣未能维持多久。我很快察觉，自己更乐于阅读小说或者叙事作品。大约是个人气质使然，比较“俗气”的性格。“俗气”并非自嘲，小说或者叙事作品更多地卷入日常生活，更多的烟火气息——我觉得三教九流的人物和街谈巷议的故事较之诗的崇高意象更为有趣。目前为止，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我更为注重这个世界如何叙事而不是如何抒情。日前沈奇寄来了他的诗话书稿《无核之云》，吩咐我发表一些议论，我深感踌躇——我能说得出什么呢？

    《无核之云》提供的阅读享受是大多数理论著作所匮乏的。沈奇沿袭了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特殊形式——诗话和词话。《无核之云》由两百则关于诗的短小感想组成，警句妙语，不凡的心得。作者无心把这些感想装配成一个巍峨的理论体系，而是如同散金碎银摊在桌上。如果说，“以曲意洗心/润化人生”或者“好诗如菊”这些命题也许曾经见诸古人，那么，更多的观点闪烁着沈奇的独特光芒，例如“何谓‘诗人’？被命运所伤害/或/准备去/伤害命运的人”，或者，“诗是表演吗？差不多是这样/也永远不该是这样”。还有一句我也十分喜爱——诗是“‘天地眼’/“‘万古心’/或一声穿透大地的/诗意叹息。”

    对于心爱的诗，沈奇毫不吝啬地动用了各种赞颂之辞。《无核之云》的种种表述之中，诗仿佛是这个世界的唯一重心。没有诗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止一次地遇到这种场合：许多诗人竭尽全力把诗叙述成皇冠上的明珠。他们情绪激烈，态度坚决，甚至不惜为此挥动老拳打上一架。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种夸张不是罪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指出，没有多少人赤裸裸地以如此强悍的姿态为自己的爱好辩护。我喜欢阅读小说，同时喜欢论文和散文的写作，但是，我没有勇气将这些作品形容为天地之间的神器或者万物之源。从乒乓球运动、厨艺的钻研、收藏古董到登山、听音乐、设计服装，各项活动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人毕生钟情的对象，而钟情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它的重要。喜欢已经是最大的理由，可以不关心它们的价值。可以宣称自己仅仅为诗而活，没有必要固执地强求他人相信，诗是人类精神的唯一火炬。“诗之言——言人之所未言，言天之所不言”——这种表述多少有些过分。“祛魅”是现代的基本品格之一，诗无法代替上帝。况且，世界之大，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谁知道什么叫做重要或者不重要？因此，诗人对于诗的迫切捍卫更多地让人意识到背后的某种焦虑。这个世界愈来愈明显地倾向实利主义，物质财富正在成为衡量大多数问题的标准。经济学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诗急速地滑向边缘。诗的读者不断地减少，诗人自尊的严重受挫终于酿成剧烈的反弹。这种反弹的一个表征即是，诗人对于诗的夸耀远远超过了唐诗宋词盛行的年代。坦率地说，我不怎么重视这些夸张之辞——如果机智的辞句背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明。

    然而，《无核之云》之中反复出现的几个关键词汇还是启动了我的思想——道、上帝、存在、语言、和“我”。它们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与众多反本质主义者不同，沈奇承认“道”的存在：“万物先于人类的诞生而存在/此‘存在’即为‘道’”，他认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如果说，“道”无法直接显现，那么，诗肯定处于与“道”最为接近的地方——“诗志于道”，“诗以道生/道为诗之骨”。既然如此，诗人必定是这个世界无与伦比的人物，他们代表上帝立言：“这个世界/连上帝也疲倦了——/把本该他干的活/交给了诗神”。这种“存在”或者“道”如何与每一个人衔接起来？这时，沈奇毅然指向了语言：“只有语言——/作为存在的源头”；换言之，这如同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与庞大世界的交接之处。诗的使命即是“开我诗性生命/本初自在”。由于诗的召唤，道、上帝、存在、语言和“我”终于联结为一个整体。

    “诗表达什么？/诗不表达什么”，沈奇不再将诗的写作形容为惊天地、泣鬼神或者济世匡时的伟业；他的表述出现了适当的分寸：诗仅仅“——改变语词的方向/获取另一种语言/和/精神力量”。尽管可以将这种分寸解释为必要的谦虚，但是，在我看来，“改变语词的方向”已经隐含了深远的意义。仿佛作为一种呼应，沈奇在另一处写下这些句子：

    诗是我们生命

    内在的方向

    这方向，不能

    改变我们的命运

    却能校正我们

    看待命运的眼光

    的确，诗仅仅是语词方向的改变，仅仅是字句的推敲和语序的重新排列，然而，还有比校正我们的眼光更为伟大的精神坐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