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鹤天和他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

    “吃饭时，风依然狂暴，沙尘飞入碗内，食之有声。”“眠既不得，起又不能，这种太古生活，凄凉况味，可说是生平未有。但我个人反感觉特别兴味，坦然高卧。”1926年11月24日马鹤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类似的记述在《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新亚细亚学会1932初版，以下简称为“《日记》”）中随处可见。的确，在我国现代的学者之林中，很少有像马鹤天那样不辞艰险、壮游天下的人物。马氏之游不是庄子的逍遥游，也不是石崇的金谷游，更不是徐霞客的山水游，而是一种浸透了深沉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情怀的文化之旅，是对现实的执着——以服务于国家为宗旨，是对历史的回应——以效忠于民族为目的。在中、日两国民族矛盾极为剧烈的年代，救国意识体现了一位真正学者的良知。“长城自昔限夷华，蒙汉如今是一家；兄弟同仇堪御侮，莫教倭骑渡平沙。”（马鹤天《伊盟杂咏·经长城有感》）诗言志。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是就是他的平生志业和理想追求。作为国民政府的高级文化官员和边疆史地专家，马鹤天一生为国家而奔走，为民族而呼唤，为人民而献身，因而他的壮游既负荷着国家与民族的重大使命，其历史的意蕴和诗性的况味，也令人涵咏不尽。

    傅斯年说：“惟有从事实上认识边疆，我们才能保有我们的边疆。”而认识边疆的前提是必须深入边疆，正所谓“非冒风雪、忍饥寒，身历其境者不得”（《日记·凡例》）。民国十五年（1926）秋，马氏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考察蒙古的良机。关于这次艰苦的蒙古之旅，马鹤天在冰天雪地中逐日作笔记，整理成书后，由于右任亲自题写书名并作序。书出后，迅即风行全国。

    马氏的这部《日记》在民国时代享有“蒙古文化宝鉴” 的美誉，其最重要的笔墨在于对外蒙古独立过程以及政治方面的记述。据马氏民国十六年（1927）12月26日所记，清末派驻外蒙的官吏，如延福、三多之流借举办新政之名勒索蒙人，激起强烈仇恨，而满清革拿达赖喇嘛命令到库伦时，哲布尊丹巴活佛已有谋逆之心，俄国利用这个机会，对清廷在蒙古练兵移民等事横加干涉，一面结好蒙人，一面鼓动亲俄派多尔济亲王借会盟之名，密议独立。及武昌起义，俄人更大肆拨弄，且出兵援助，于是外蒙古的喀尔喀四部，于1911年11月30日宣布独立，驱逐中国官吏，建立蒙古帝国，改元“共戴”，以哲布尊丹巴为皇帝。此前，1911年11月3日，俄派公使廓索维慈赴库伦，订立密约，其外蒙为扶助外蒙自治及训练蒙军，不准中国驻兵移民，俄在外蒙获得政治、经济上各种特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俄又秘约攻守同盟，共同执掌蒙事。1917年，白俄谢米诺夫勾结蒙匪，欲在海拉尔设立蒙古政府，哲布尊丹巴自觉前途危险，乃决意取消自治，求援于中国政府。1919年10月，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兵四千到库伦，11月22日，取消自治，废止一切蒙俄协议。但徐氏只知用铁腕高压，大失蒙古王公之心。1920年10月，白俄巴龙恩琴受日本之接济，率残军侵犯库伦，于1921年2月占领库伦， 3月21日宣布外蒙古二次独立，蒙人再次求援于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却置若罔闻，于是，苏联红军在1921年夏进军库伦，消灭恩琴残部，同年7月6日，在红军的监督之下，组织国民政府，仍承认哲布尊丹巴为君主，但限制其权利，而各重要机关都有俄人顾问，掌握实权。1921年11月5日，在莫斯科缔结俄蒙密约，承认外蒙独立，否认中国游宗主权。至此，“实际上外蒙已完全非我有矣”，“表面外蒙独立，实际上一切不能独立。”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马鹤天的观察是准确的，他的上述观点也是有预见性的。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有关外蒙问题的决议，使得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都难以挽回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而苏联军队直到1992年才最后撤出外蒙。马氏断言：“外蒙古的国际关系，可说是在矛盾暧昧之中，这完全由于苏俄外交家手段的巧妙，依然蹈袭帝俄时代‘弃名取实’的政策。”（《日记》民国十六年1月29日）在他看来，俄国的外交家很善于“弹性外交”，而相比之下，当时中国的外交家们则极为缺乏政治上的远大目光和深沉理性，缺乏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把握历史的卓越能力。

    《日记》还有许多闲笔，虽波澜不惊，平平道来，却令人回味悠长，如马氏写道：“骆驼夜眠早放，马夜间放牧，马夫忽来说：昨夜马放牧脱逃，追十余里始赶回。又骆驼群，必有一犬，每夜防守。驼夫忽来说：我们的母犬，昨夜生了小犬四头，今天能否随行，尚不可知。言未了，忽有一大黑犬旁立，不知从何处飞来。我们便一面喂食，一面用绳栓住，预备遂驼前行。大家忙了半天，我笑对同人说：我们今日，可说是‘犬马之劳’。”（民国十五年10月21日）“原随的母犬，自产子后，每到宿处，即先哺乳他的儿犬，原产四子，驼夫弃了三个，仅余一个，行时装在衣袖内，抱置驼上，有时坠地，母犬即用口衔之随行，路上亦喂乳数次。犬的母子之情，可说是与人无异。又骆驼雍容大度，行路时一步一步，始终如一，止宿静卧徐喘，可说是有君子风。”（民国十五年10月23日）“昨晚驼儿死去，竟哭号一夜，哀鸣之声，不忍入耳。清晨大家围观，见母驼依然悲号，两行眼泪，点点滴地，驼之爱儿情切，可说是与人无异。”（民国十六年2月30日）骆驼和狗是忠诚、勤劳和理解的象征，它们喜欢羁縻于人类的驱使与关爱之下的自由，它们的存在标志着人类的存在，他们的消失既是人类衰败的证明，也将预示着人类最后厄运的降临，它们是普通而伟大的动物。马氏这些轻松的记述极大地缓冲了塞外的自然风雪和政治烟云给读者造成的压力，为《日记》注入了一缕清新的自然趣味。马氏本为诗人，故《日记》之叙事时见诗笔，而写景如画，情景交融正是其突出的文学特征：“晚九时半，始到天水井，仅行六十里。除小庙一间外，一无所有。我和赵吕两君等，架张军用帐篷，周围用土压之。随行的同人，拾驼粪作燃料，汲水煮饭。离小庙几十步有一井，深不及五尺，即所谓甜水井。尝其味，不但不甜，且稍咸而苦，并有烟味。时为阴历十四日，仰观俯视，月明在天，众星灿烂，黄沙在地，丛草棋布，真是天地为庐月为灯，可谓第一夜的蒙古风味。”（民国十五年10月20日）“西南有一小山，突立在沙漠平原中，好似小孤山，独立江中。因山麓四面皆平，而中坟起，可证明戈壁在古代实为大海。沙中风起，吹成螺形，亦大类水面波光。入夜月出，最初满天红光，继而一轮半露，大如车轮，大地渐放光明，沙漠中别有奇景，颇饶兴味。”（民国十五年10月22日）“沿河岸行，草多且茂，和沙漠中风景，大不相同，但和内地的草也大异。……未几，太阳衔山，天空现赤黄色，升上片云，成金黄色，俯视水中，呈黄绿色，山水云天，黄赤绿紫，灿烂光辉，异样美观，不意蒙古地方，见此美景。”（民国十五年10月26日）《日记》的文笔就是如此简洁优美，如此摇曳多姿，颇具晚明小品的风韵。

    马鹤天（1887-？）是山西芮城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教育科科长、北平民国大学总务长、兰州中山大学校长、甘肃学院院长、甘肃省政府委员、甘肃教育厅厅长、国民政府铨叙部育才司司长和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23年，他发起并创建了中华西北协会，后与顾颉刚、黄奋生、韩儒林和赵守玨等人创建了中国边疆学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马鹤天奉命出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大员，并被任命为九世班禅大师回藏专使行署参赞。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中，马氏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时人对他的工作业绩给予极高的评价，如黄奋生说：“马鹤天先生，以致力边疆事业，为其平生抱负，一般人热腾腾地在内地通都大邑翻筋斗兜圈子的时候，而他发愤急起，不避艰险，先到西北，继到蒙古，又赴东北，更去康藏，伟大的中国边疆，几乎都留下他的足迹。《内外蒙古考察日记》的问世，风行全国，提示了国人对于朔方不少认识。” “生平乐远游，暇辄履新地。”“愿借明驼足，遂我长征志。”（马鹤天《蒙古行》）他的平生志愿最终得以实现。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然而，在鹤唳长天之后，马鹤天却奇怪地消失了。在抗战胜利之后，他踪影全无，至今我们仍然不知其所终。一代英杰，魂归何处？令人无限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