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

    人们往往会出于习惯认为，政治家都应该是按照常理出牌的，懂得为争取大众支持而刻意迎合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天真、心慈手软、不谙人情世故被认为是政治家的软肋。“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被认为是政治家玩不起的高尚。其实未必。古今中外最恶劣、最愚蠢、最终让人发现最失败的政治家，都是热衷于玩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政治上的高尚，往往是政治上的浪漫和仁爱，也最终是政治上的聪慧与大格局。

    在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著名的政治家都叫麦卡锡，其一是约瑟夫·麦卡锡（1908-1957），是大家熟知的“麦卡锡主义”的主要角色，是冷战时期为达到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的典型人物之一。另一位是尤金·麦卡锡（1916-2005），先后为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不仅批评麦卡锡主义，还因为他的品格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诚实地坚守道德原则的政治家。我曾经在别的地方提到，他在谈到一个正派的现代政治家应该具有的品德时曾经说：“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他必须努力区分善与恶，即使二者之间的界线是模糊和游移的。他必须记住的一条规则是，不可为了到达目的不择手段”、不可去伤害任何一个人。他还说，一个正派的政治家虽说不能不讲究策略，却不能不恪守一些基本的原则。尤金·麦卡锡的基本思路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情世故在很多情况下是值得质疑的伦理道德。因此，正直的政治家宁可错在过度同情，也不应该错在自私和冷漠；宁可错在过度信任，也不应该错在过度的怀疑和疑虑。又譬如，他应该时刻警惕权力对人的压迫、对执政者的腐蚀，但是应该同时近乎纯真地对未来保持乐观态度和充满希望，而不是悲观地评估局势和对手，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伤害他人。

    约瑟夫·麦卡锡的信念和行动正好相反。我们比较熟悉麦卡锡主义问题，不过对晚近的学术研究动态介绍得并不多。学者们通常解释说，冷战的开始和新中国的出现等政治事件是麦卡锡主义兴起的原因。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社会学家，开始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但是同时又似乎偏离了问题的核心。他们注意到麦卡锡攻击的对象多为上流社会人士，所谓“出生时嘴巴里含着银茶匙的人”，认为麦卡锡现象的深层根源还是在美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反映了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群对知识分子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和这种不满的宣泄。晚近的研究越来越强调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及其道德失败，进而清楚解释了权力对麦卡锡及其身后的共和党政治家（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腐蚀，以及他们对权力的追逐和玩弄。这方面最好的著作有罗金的《知识分子与麦卡锡》（Michael Paul Rogin, The Intellectuals and McCarthy, 1967），以及奥欣斯基的《巨大阴谋》（David M. Oshinsky, A Conspiracy So Immense: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 2005)。尽管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二战结束以后的美国微乎其微，奥欣斯基指出，反共始终是共和党用来抬高自己信誉、力图重新返回白宫的重要手段。麦卡锡直率和粗鲁的个性让他博得了媒体和大众的青睐，促成了对反共的高度社会关注，但是他说谎和违背民主法治的手段也让他最终被艾森豪威尔等人抛弃。即便没有麦卡锡，美国50年代政治家的基本格调仍然会是借助在国内煽动反共来博取政治资本，因此有针对美国国内左派的两个法令，1950年的《麦卡伦法》和1954年的《制约共产党人法》，不惜剥夺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基本人权，把怀疑和恐惧作为煽动和愚弄民众的手段。玩弄人们低级的情绪和动机，指出处处都是敌人和危机，恰恰是传统政治家的思维和惯用手法。他们未必自己就不相信自己的煽动，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最高明的、最懂政治、最懂人情世故的。因此像尤金·麦卡锡这样重视道德的政治家往往被指作天真不谙世故而予以轻视和不加理睬，约瑟夫·麦卡锡则因为过于粗鲁而被抛弃。

    奥欣斯基曾经提到，约瑟夫·麦卡锡的夫人在丈夫去世以后还坚持说，他并非坏人，他所做一切是为自己的信念，为了国家和整个西方文明。即便是为了国家利益和自己的政治信念，甚至自以为是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都不足以保证一个政治家在道德上的崇高，如果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牺牲人，哪怕伤害任何一个人。麦卡锡的行径当然是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即便说到民主党的总统杜鲁门，托马斯·默顿就提到过他在美国向日本成功投掷原子弹后说的两句话，一是“欣喜若狂”，另一是巨额的经费“总算没有浪费”。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美国人看来，约瑟夫·麦卡锡行事鲁莽，但是其动机未必有大错，而杜鲁门的上述言论就更没有问题了，他们的言行还是基本符合主流社会的人情和价值观的。当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有共产党背景的人不配作美国公民，不配享有自由权利，不仅应该由学校和大学被开除，甚至连做卖鞋的店员都不够格。民主与暴民政治其实不过咫尺之遥。一个有德行的政治家，正如尤金·麦卡锡所强调的，不是跟随主流价值观走，而是引导群众接受人们往往认为是超常的、过于完美、不现实的价值观，否则就会和大众一起堕落。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中国传统政治和政治家，我们能够发现什么？近日读杨天石先生解读蒋介石日记的著述《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蒋中正的突出特点同样是为了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不择手段。与约瑟夫·麦卡锡以及共和党政治家不同的是，在当时中国的环境里，蒋不仅可以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搁置民主改革，他得以、也不惜在肉体上消灭自己的敌人，不惜杀人，不惜杀人如麻。蒋公并不是无缘无故杀人，他总是有正当理由的。以刺杀陶成章为例。杨先生所用材料为中国第二档案馆所藏的《中正自述事略》。在精细研读文献之后，杨先生指出，蒋不仅承认自己是刺陶案的主凶，而且“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陶有可责之过，并无可杀之理。”由蒋介石的政治理念和利益而论，他却自有其不杀陶不足以去危局的逻辑。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家的悲哀了。具体而言，蒋的思路不外乎在两个方面。一是所谓“为革命、为本党的大义”。如果我们认为蒋只是口头革命，一肚子全是小集团和个人利益，那我们就看低社会人物的复杂性了。二是由杨先生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蒋在自己的人情和道理的世界里，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不仅有充分的政治正确性，也符合人之常情。就像麦卡锡夫人坚持认为的那样，麦卡锡捍卫的是自己的信念、祖国和整个西方文明。奥欣斯基指出，遗憾的是，至今也还有人相信这一点。不过与麦卡锡不同，蒋介石可能更接近麦卡伦和艾森豪威尔这样比较成熟的政治家，玩世不恭之外，还有道貌岸然的一面，但是他们都屈从于社会传统和大众，而不是引导大众变得更加高尚。

    杨先生之论蒋介石，语气平和，文笔细腻，但是字里行间同时也暗含着清楚的道德批判。历史的研究不是新材料的简单叙述和解读，不能没有完整和联系丰富的语境展示，不能没有强烈而又鲜明的道德价值判断和评价。否则，新的材料反而会误导和迷惑学者及其读者。

    中国传统政治的遗产究竟是否足够帮助现代政治家应对权力的诱惑呢？杨先生准确地提到，蒋介石所迷恋传统文化不足以让他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做出“正确抉择”。其实他岂止是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他的玩世不恭和诉诸暴力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毒化了全社会的政治风气。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传统文化仅仅关心常理和人情，对高于人之常情的境界却往往反驳质疑，缺乏能够超越情理之上的价值观。“除暴安良”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真的是如此吗？其实，宽恕作恶者才代表着更高的、足以超越情理的道德境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暴政都有当时主流社会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的正当理由，尤其被当时政治家所构建的一些观念和宣传美化，致使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合理和必要的，致使限制人权、严刑酷法和暗杀滥杀往往被认为是符合人情和大局需要的，如蒋介石用“全革命之局”来赋予刺杀陶成章的行为以合法性。当然他也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杨先生提到，甚至当蒋介石软禁政敌胡汉民时，他的理由也仍然是胡“专以私心用，竟至党国衰败，而无法建立健全之中央，其肉岂足食乎！”

    的确，蒋介石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政治家，他的言行符合中国古代政治家实用主义的理想和就政治谈论政治的局限性。以欧阳修的《纵囚论》为例。欧阳永叔批评了唐太宗释放和赦免死刑犯一事。唐太宗让这些犯人回家省亲，然后返回就死，但是看到他们都按照约定返还，于是就全部赦免了他们。欧阳修批驳唐太宗的思路是这样的：“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如果依法和按照常规办事，这些罪大恶极的犯人都应该全部处死。唐太宗的办法不仅不合法，也不近“人情”，因为罪犯们都是邪恶小人，否则又怎么会犯下重大罪行？他们一定是揣摩太宗会赦免他们才会返回的，或者是太宗估计到他们会回来而赦免他们。前一种情况是“下贼上”，后一种是“上贼下”，都不过是互相愚弄罢了。因此，于人情和法理，在这些人回来以后，正确的办法是全部处死他们，“杀之无赦”，“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政治里面，超越常情的仁爱会被认为不是乖张就是无知，被认为是不懂人情世故，会把事情搞砸。蒋介石自己总结为何败给共产党的时候，不是也多次后悔自己心慈手软吗？也许他恰恰是错误地看待了自己的失败。如果他多学习唐太宗的仁爱，少研究一点曾国藩的道学，能够天真，能够纯真地信任自己的对手，他的结局也许会很不一样，他也许会有破局的勇气和大格局，甚至也许能够避免中国现代历史上两次规模最大的国内战争，而不是在苦苦修身养性之后，依然不免被政治现实和政治利益所左右。我们不知道唐太宗所释放死囚犯之后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在死刑逐渐被废止的现代世界，人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伟人做的好事，而不是像焚书坑儒那样遗臭万年 。

    杨先生在《寻找真实的蒋介石》里面提到蒋“力图以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问题是，诸如“逆来顺受”、“存心养性”、“韬光养晦”、“以静制动”这些格言和为人原则背后是否有足够的道德力量让蒋公能够真正避免权力的诱惑和腐蚀，还是说仅仅让曾国藩和蒋在中国传统政治里成为更加善于应对环境的政治家？杨先生写到，蒋介石在一次演讲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他还说，“鲍尔廷固为罪人，而一般趋炎附势之败类更可杀也。”在“革命”的道理和人情之下，在捍卫国家利益的借口下，似乎任何血腥的暴力都可以有合法性。杜鲁门甚至以此为使用原子弹而“欣喜若狂”！

    我想在这里抄录1928年2月10日《时报》所载的一条消息《浙省枪决共党五名》，由此可以窥见蒋公统治下的社会风貌：“浙江特种刑事地方临时法庭，自审理共党案件以来，瞬经三月有奇，前后计枪毙共党四批，共十七名。此次浙省党部改组，该庭仍奉省政府明令照常工作，并监管清党案卷。昨日（八日）该庭庭长钱西樵，续向省政府呈请枪毙共犯张秋人、叶天底、赵晋先、沈似莲、马东林等五名，当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照准。即日下午，在陆军监狱，一律执行枪毙。”沈似莲“主办救济杭州在押共党事务”，由活动和姓名看可能为女性。另外我想提及，沈从文先生1930年写有短篇小说《菜园》，写的是善于种大白菜和培育美丽菊花的菜园女主人，写她的儿子及其“美丽到任何时候见皆不免出惊的夫人”。这对夫妻由北平归来后，不过是陪同母亲养花种菜，却因为是共产党被杀死了，草草埋在泥水的坑里。之后，“这妇人沉默寂寞的活了三年。到儿子生日的那一天，天落大雪，想这样活下去日子已经够了，春天同秋天不用再来了，把一点剩余家产全分派给工人，忽然用一根丝条套在颈子上，便缢死了。”

    欧阳修的反对派支持唐太宗的仁义之举，认为，“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如果这里的“恩德”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御人之术，而是悲悯天下的大爱情怀，又有什么不好呢？欧阳永叔先生何必那么悲观，而蒋中正先生又何必那么心狠手辣呢？“圣人之法”也好，“全革命之局”也好，难道不都是为了天下的母亲都能尽享天伦之乐吗？

    “不可为常者”，恰恰是“圣人之法”的开端。一个伟大和善良的政治家最终能够将超越常规的仁爱推及全社会，让超常的大爱嬗变为常规。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是一个不折不扣失败的政治家。与约瑟夫·麦卡锡一样，他是政治现实和政治利益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