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三嬗”解读《史记》精神

    2012年10月24日至28日，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龙门论坛在太史故里韩城召开，探讨《史记》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和影响。现结合“楚汉纷争”这一段历史谈些对于《史记》精神的学习体会。  

    中华读书报“国学”版2011年曾刊登了两篇文章：《刘项为何要作诗》（11月16日）说：“然而，如果仅是改换朝代，就如项羽，以磅礴气势取得一国君位，但还没真正开始治理国家就已结束”。《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分裂与统一”》（12月14日）说：“虽然秦王朝仅仅维持了短短的十五年，便被汉王朝所取代，但汉承秦制”。

    这两段记述仿佛带我们回到那一段纷繁芜杂烟雾弥漫的历史。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这里，“八年”是指从公元前209年陈涉起义到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这一段叙述很重要，由于其位置在“自序”里，经常被人忽略。

    由此可见，司马迁认为这“八年之间”三次改换朝代，那么结合以上两篇文章，项氏能否算一个朝代？是否汉承秦制呢？作为历史学断代的重要内容，值得细致研究。

    若要研究这“八年之间”如何改换朝代，必须确定我国是以什么为标准才算一个朝代。根据史学常识，作为一个朝代的重要标志有两个：一是以称帝为标准，这是中国的通常做法，如清朝就是以称帝为标准；二是以统一为标准，这是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如日本公元前600年2月11日神武天皇统一日本为“日本建国节”。

    然而，学者们对于以上标准认识不一。如葛剑雄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9页）中说：“西汉的起点是从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为汉王的汉元年算起的，即使根据封建的正统观念，刘邦也要到公元前202年才正式称帝。”可见，若以刘邦称帝为标准，汉朝开始于公元前202年，而不是历史年表的公元前206年。

    公元前206年10月，子婴降于刘邦为标准，标志着秦朝灭亡，但历史上却以此作为汉朝开始的标志。而真正的历史事实是，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到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这四年中间既无人称帝，也没有统一。根据古代王朝的标准，这四年不能算作一个朝代。那么，这四年是否就像《史记》中“项氏遂乱”，属于“天下三嬗”之一？

    台湾的柏杨的《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36页）中说：“楚（西楚），共一任君，公元前206年——前202年，立国五年，疆域：全国，亡于西汉。”可见，柏杨认为存在一个“楚”国的朝代，而且君王为项羽。那么，楚国名义上的皇帝应是项羽立的“义帝”，应当怎么看待“义帝”成为关键。

    在中国有“义父”、“义子”，还有“义帝”。历史上为“义帝”楚怀王鸣不平者不乏其人，苏轼即是其一。但最明确的是清朝“江左三大家”的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说：“《史记》不列楚怀王心传，殊为缺笔。陈涉已世家矣，项羽已本纪矣。心虽起牧羊，然汉高与项羽，尝北面事之。汉高之入关，实奉其命以行，后又与诸侯共尊为义帝。”

    查阅国外的资料，又发现了新的观点。日本的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日本史记补校行会昭和34年发行）中说：“余谓楚汉未入咸阳之前，天下之权在陈涉；已入咸阳之后，天下之权在项羽，义帝未尝有帝制之事，史公不立本纪固宜。”可见，国外史学家也认为“义帝”不算一个真正意义的皇帝，真正之主应是项羽。

    经过以上考证，证明《史记》中“八年之间，天下三嬗”的记载经受住了后代千百年来的考验。再联系到在《史记》中项羽位列“本纪”，记载项羽曾“分封”诸王，这其实就是行使君王职权。这等于说楚霸王确实是当时的天下之主。其实，我国传统观念也这样认为。如周信芳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唱词：“项羽不尊怀王约，反将我主贬汉王。”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018页）中说：“《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也只能降格为‘载记’）。”其实，作为正史中唯一“本朝写本朝”的《史记》，对于项羽详实客观的记载体例，不禁让我们再次感叹司马迁实事求是和尊重敌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