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荣有痕付刍狗 宠辱无惊希正鹄

    往事历历  如沐春风

    回想起来，从见到启功先生并受业于陈荣琚先生，到现在已经整整25年。1987年9月，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开学伊始，我就兴冲冲地抱着一大摞自己的书法习作，戴上校徽、揣着崭新的学生证去启先生家里请教。启先生没有逐走我这个不速之客，而是耐心细致地给予指点。他说，你现在写的字看着顺溜，能有想法，像一首儿歌，而真正的好作品，应该内涵丰富，像一首交响乐，年轻人一定要用心学习临摹古帖。我那时只知道二王、欧颜柳赵、苏黄米蔡等，而且也是一知半解。看到启先生的桌子上展开放着一本字帖，旁边还有几张写满毛笔字的旧报纸，显然是先生正在临帖；但我没见过，似乎没法将其归入上述哪家。我就说您的字写得这么好还要临帖，他说这是明代一位书家的作品，很好。启先生又说，古人写的东西经过千百年来大浪淘沙，能够流传下来的大多是精华。告辞时启先生还一直送到门外，边打恭作揖边说欢迎再来，令我不知所措。后来又去过几次小红楼（当年启功先生等北师大资深教授的住所，是几栋红砖砌墙的二层小楼，被老师和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小红楼”），启先生总是循循善诱、鼓励有加。25年来，我寓居京城，经历了不少事情，才知道天地之大、品类之盛。每每想起当年的情景，由于年轻无知，求学心切，烦扰先生正常作息，耽误先生宝贵时间，自己不免汗颜。

    同年11月，陈荣琚先生开始给我们讲书法课，地点在北师大的新二教室。其实早在1984年，经启功先生提名，陈先生就开始为北师大本科生教授书法，深受同学欢迎。陈先生用毛笔蘸着清水在黑板上书写示范讲解的情形，仿佛就在昨日。他讲课时语调沉稳，有板有眼，偶尔结合讲课内容开一句玩笑；等大家都笑的时候，他的笑容才浮现在脸上。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解颜柳楷书的结字和运笔，告诉我们只要多读、多想、多记，心追、意临、手摹，帖中精华就自然融汇到自己笔下。记得那个冬天天气很冷，书法课又安排在晚上。每次来授课，陈先生都是穿着一件羽绒服，蹬着一辆半旧自行车。课后，同学们还要拿着临摹习作请陈先生具体指导。陈先生从来不直接批评同学，而是耐心地从正面鼓励引导。他说这是启先生教他的。每当和同学们目送陈先生顶着凛冽寒风离开师大校园的时候，经常是晚上10点多了。那时我们把启功先生主编的《书法概论》奉为学书圭臬。陈先生就是这本书的编委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这之前，启先生还推荐陈先生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有关工作。

    自从陈先生开始教我们书法以后，除了在北师大书法学社每年组织的笔会上见到启功先生并有幸欣赏先生现场挥毫以外，我再也没有去启先生家里打扰他。这可能缘于当时那点儿难得的敬畏和知足。前些天因为讨论这部书稿，终于跟陈先生坦陈这桩往事，彼此不禁感慨万端。我资质愚弱，加上这些年俗务缠身，荒废了原本就肤浅的学业，实在对不起当年启先生对我这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礼遇，也对不起陈先生多年来对我的言传身教。 

    陈先生呈现给读者的《我心中的启功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质朴平实——一如他敦厚诚朴的为人处事态度。全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和跌宕起伏的故事，却详尽记录了两代人之间跨越31个春秋、历经人生逆顺转换中交往、交情、交心的一幕幕往事。

    诗言其志  书抒其心

    启功先生的一生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紧紧镶嵌在一起。他出生的前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骤然覆灭。启先生虽“贵“为帝胄，但一出生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大清国的子民一点也沾不上边。可是这却为他后来的坎坷经历埋下了伏笔。还不止于此，启先生1岁丧父，视他如掌上明珠并且对他悉心启蒙的祖父也在他10岁那年撒手人寰。启先生在母亲和姑姑培养以及祖辈朋友接济下长大成人。他的命运既与国运共沉浮，更与家境紧相连。启先生幼年和少年时代家境败落，弱冠之年于承陈垣老先生三次大力举荐得以入职辅仁大学，而立之年书艺画作即为京城同仁器重，不惑之年就被打成右派，后遇十年浩劫被时代洪流裹挟并遭厄运，晚年国学大家声名日隆。门可罗雀与门庭若市，革命与共和，乱与治，衰与荣，失与得，愁苦与欣喜，杂陈五味，90多年间在他的身心上经过了不止一个轮回。启先生在一首自作诗中曾经写道：“绝似食橄榄，回甘历微苦。诗境与人生，大约全如许。”剧烈变革的年代、命运多舛的家世、阴晴圆缺的经历、饱读诗书的感悟，以及北京城里上演的一幕幕悲剧喜剧正剧闹剧，让启先生体验了许许多多的无奈、疑惧、孤寂、悲悯、彷徨，也练就了他坚韧持重、达观自省、慎独保身、知恩报恩、惜缘敬人的性格。

    记得在十年前，陈先生有一次给我看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背面有启先生用铅笔写的一副自撰联：“嬉笑之怒胜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作于1983年冬，是当时启先生在跟陈先生聊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时写下的。这无疑是他对早年经历磨难时内心感受和外在表现的真实写照。启先生后来曾作诗云：“衰荣有痕付刍狗，宠辱无惊希正鹄。”意为能随时抛弃荣辱，真正做到去留无意、宠辱不惊才是最高境界。启先生总是把诚意和善意毫无保留地洒向后学、交与友人，即使对某些人、事、物的看法存异，也大而化之、一笑了之。面对纷繁世界，他不是不明白，但并不急于说出来；即有想法必须说，也要使用“春秋笔法”。当然在涉及学问原则和民族大义上，他一直秉持鲜明的立场，晚年尤其如此。

    启功先生收藏有友人为他刻的8枚印章 “启予手”，有的散见于他的书法作品中。这是《论语·泰伯》中曾子说的话。曾参晚年，觉得自己快不行的时候，就让弟子来到自己的床前，说道：“启予手！启予足！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这是中国历史上优秀学人谨慎做事而又坦诚为人、注重小节而又深明大义的人生哲学，它像深入骨髓的基因，一点一滴植根在后来者身上。这虽然为一些激进或激愤的朋友所不解甚至不屑，但许许多多的历史经验证明，心存此念，“三省吾身”,知行合一，可以独善其身，也可以兼济天下。

    “仁者寿”，这是启先生晚年写过数次的大幅作品，灵动刚正的笔触，稳健高古的结体，精巧天成的布局，寄托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髓，其中核心是“仁”，其他四个字围绕“仁”依次展开。我认为，缺乏“仁”的“义”是江湖义气，缺乏“仁”的“礼”是形式主义，缺乏“仁”的“智”是小聪小慧，缺乏“仁”的“信”是善恶不分。“寿”，我想启先生在这里既指年高寿昌，更寓意功业圆满、精神长久。

    “诗言志”，启先生的书画作品何尝不是如此。

    潜心向学  大家要津

    启先生年少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时曾经给同学留下“言语诙谐而恣肆，举止倜傥而乖僻”的印象（见1931年《汇文年刊》），这其实是年少时的童真童趣。是什么时候、什么机缘让他磨去了少年率性，修炼得敦厚持重？其中缘由似乎只能从庙宇、学校和典籍中找寻。在家人的关心下，幼年启功在雍和宫按照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正式皈依佛教；秉承家学，少年启功和青年启功有幸结识当时诸多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比如贾羲民、戴姜福、溥心畬、齐白石、张伯英、吴镜汀、沈尹默，并向其中的一些大家正式拜师。由傅增湘先生介绍、陈垣老先生提携，青年启功最终选择了大学教师这个职业。这一系列主动抑或被动的选择，让启功先生的一生同寺庙和大学紧密联系一起，冥冥之中成就了他的一生的信仰和学问。

    启先生曾说：“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康雍乾三代虽然号称盛世，但就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来说，这一百余年的荣耀充其量也就是落日的辉煌。受工业文明的洗礼，世界大潮浩浩荡荡、一日千里，大清帝国灰飞烟灭、黯然落幕是历史的必然。启先生曾经在自作诗中写道：“改柯易叶寻常事，要看青青雨后枝。”意为改朝换代并不可怕，它正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也曾写道：“莫问临芳当日事”，旧的东西并没必要去留恋它，新生活总要代替旧生活，时代和个人都要与时俱进。

    启先生虽然生在民国，但作为一个没落皇室的后裔，而且并没有享受过什么祖荫，但这依然会让人有意无意地给他打上旧时代的烙印，“爱新觉罗”让他无比尴尬又无可奈何。无疑，这样的身世，使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人生选择不可能加入当时的民国政府成为达官显贵，更不可能利用所谓社会关系把自己打造成商贾巨富（尽管他在汇文读书时曾经选过商科），“无能逐世，又不可同流合污”，而只能勤奋向学，只能反求诸己。启先生把自己的书斋起名“坚净居”，自号“坚净翁”，取意他珍藏的一方康熙老砚铭文“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其实“坚石、净水”中何尝没有投射出“道法自然”、“上善若水”的治学方法和人生哲理！

    因为祖父是清末翰林，少年启功也就得到了比同龄人更多的接触当时学界和书画界大家、博览遍赏古今名作的机会。他十几岁开始就跟随贾羲民泡在故宫书画馆和琉璃厂一带的书画店，聆听各路专家鉴书赏画，淘古旧书，并接受点拨。从这一点来说，启先生无疑是幸运的，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仁珪估计，启先生一生经眼的古书画当以十万件计。古人云：“观千剑而后识器。”启先生晚年用“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来鼓励学生要研究名家作品，要取法乎上而内化，其实这也是他的治学经验和人生感悟。书家林岫回忆启先生当年在中国书协提倡弘扬“三气”，有了“文气、正气”，才能创作出“大气”的作品（见《书法》2012年第8期）。其实这“三气”，相互贯通，是为学、做人、作书之三原色，是进德修业之基本功。

    启功先生一生耳闻历史上诸多纷争、目睹现实中诸多纷扰，必然比普通人更能洞察其中道理。青年时期，他在陈垣老先生的启发下谢绝了时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的邀任而坚守杏坛；中年屡遭厄运，但隐忍持重，不改初衷；即使他在晚年声名显赫并被授予社会上许多职务时，也一直保持高度清醒，并且对自己看重的朋友也有数次善意的提醒，要远离权势，远离纷争。启先生在《古诗二十首》中曾经写道：“吾降壬子年，今第七十九。年年甘与苦，何必逐一剖。平生称大幸，衣食不断有。可耻尚多贪，朝夕两杯酒。”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是苏轼描述的理想境界，常人难至，启先生似乎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但这并无遗憾，因为他毕竟在广袤的学问中实现了内心的宁静，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许身桃李  下自成蹊

    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出自启先生的手笔。当时北师大校方曾邀请校内许多专家学者共提方案，启功先生拟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字，不但紧扣“师范”二字,而且包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做学问与做人，做一般人和做老师等之间的辩证关系，使校训亦具备了大师级的品格气度和人文精神。全校师生对此莫不首肯心应。校方请启先生书写校训，先生欣然奉命，但曰“校训之撰，当属学校”。校训碑正面右首署“北京师范大学校训”，落款“启功敬书”。一个“敬”字足以说明，在校训面前，启先生只把自己当成学校的普通一员。之后学校有关部门又多次请先生阐释他所题校训的意义，先生每次都以“学习校训，理解如此”的口吻来写，从不把校训当成自己的创造而专有，其高风亮节令人感佩。这段往事陈荣琚先生多次跟我提起，赵仁珪教授也曾撰文描述，当属信史。一代文化大师修身齐家的职业理想和知行合一的师德风范跃然眼前。

    这些年来，陈先生每当谈起启先生倾心相教的一件件往事，展示启先生赠送的字帖、砚台、毛笔，他都神采熠熠、兴致盎然，我也深受感染、回味无穷。陈先生曾经把启先生之为师总结成三个关键词：“真教、会教、真交”。

    何为“真教”？就是陶行知先生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启功先生曾经对陈先生说过，经他手拿出去的书画作品都是“使了吃奶的劲儿”，意为尽力而为、一丝不苟。对待学问和书画创作如此，对待学生何尝不是这样。对于学生，启先生不仅教学问，还教做人。上世纪80年代初，原中顾委文津俱乐部成立书画研究会，研究会由陆续退下来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组成，其中有华国锋、肖克、伍修权、宋任穷、谷牧、刘澜涛、王平、张爱萍、杨成武等，共100多人。1983年，经启先生推荐，由陈先生在书画研究会讲授书法，并担任副秘书长。针对老同志们的学习特点，启先生专门与陈先生详细研究授课内容和授课方法。陈先生的授课受到老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并与老同志们建立了深厚友谊。陈先生每当谈起这段往事，都对启先生的力荐心存感激，也对革命老前辈们在人格精神方面的激励熏陶心存感激。1994年，陈先生在北京举办书画展，许多党政军老前辈都来参加，启先生在开幕式上讲话时说：“我现在得到一个解答，荣琚同志何以进步得这么多、这么快，是由于日常受到这些位老前辈的培养、熏陶、教育。人，如果在艺术上有所进步，艺术上有所成就，那这成就不仅是技术的高低，而且还是人品的高低。人品高低，在于人情操的高低，这些怎么个培养起来，不是按在桌子上画多少张、写多少张所能达到的，而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各位老前辈这样子的培养，有形的和无形的感染、教导、带动。”

    何为“会教”？就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循然善诱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在启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老师在学生面前有一种天然的威仪和特殊地位，倘若老师一味居高临下，装腔作势，教不得法，必然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针对陈先生的知识结构，启先生启发他吟诗作对，并亲自修改书写陈先生的诗词习作；针对陈先生的能左手写字作画的特点，启先生鼓励他发挥“生涩古拙”的长项，并介绍他认识请教左书大家费新我。启先生的“会教”，还体现在他破除了千百年来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迷信，纠正了许多口耳相传的谬误，总结出一整套鉴定书画文物的实用方法，发现了汉字的结字规律即“黄金律”，而且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教给学生。“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一从证得黄金律，顿觉全牛骨隙宽。”这得益于陈垣老先生的言传身教，也源于启先生勤勉的治学、极高的悟性和对晚辈后学强烈的责任感。这些在陈先生的书中都有详细记述。陈先生经常跟我提起启先生说过的话：“写文章要准确、尽量口语化。”

    何为“真交“？就是交心、交情。启先生一开始称陈先生为“同志”，后来尊称陈先生为“兄”，这既体现了时代的变迁，更体现了启先生即使在晚辈后学面前也谦逊向善的做人态度。作为老师和长辈，启先生不仅关心陈先生的事业，也关心他的生活；不仅关心陈先生的冷暖，也经常记挂他的家人。即使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病痛缠身，甚至卧病在床，启先生也记挂着自己多年的这位老朋友。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们相识之初，正赶上那个翻云覆雨、人人自危的年代。启先生虽然很欣赏正值壮年的陈先生的才华和为人，但仍直言相劝不要再跟自己接触，以保护年轻人不受自己的牵累。上世纪80年代末，陈先生参加职称评定，启先生不顾年高、不辞辛劳，用黄豆大的小行楷两次在稿纸上亲笔写推荐信；陈先生在北京办书画展，启先生欣然题名，并且亲自出席、讲话。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启先生两次向北师大校方推荐希望调陈先生到北师大工作，但因北京电影学院不愿放，只好作罢。精心培养学生，尊重爱护学生，真诚平等地对待学生，成就了一段师生佳话，也成就了启先生和陈先生的君子之交。有人曾问启先生：“陈荣琚是你的学生？”启先生回答：“是朋友、挚友，是教学相长的关系。”

    躬惟鞠养  德业日新

    启先生既是如何当老师的典范，更是如何当学生的典范。启先生在陈垣先生面前终身执弟子礼，晚年又为励耘奖学助学金屡襄盛举，在许许多多场合都要提起自己的恩师。师生感情是除了血亲和婚姻以外最独特的感情。《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全集》第九卷）中曾经有这么一段话：“回想我这一生，解放前有人根本不屑我这个资历不够的中学生，眼里根本不夹地把我刷来刷去；解放后又有人鄙视我这个出身不好的封建余孽，舍你其谁地把我批来批去。各路英雄都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一番，以示他们强者的伟大与‘左派’的先进。但老校长保护了我，每当我遭受风雨的时候，是他老人家为我撑起一片遮风避雨的伞盖；每当我遭受抛弃的时，是他老人家为我张开宽厚的翅膀，让我得到温暖与安顿，而且他好像特别愿意庇护我这只弱小的孤燕，倾尽全力地保护我不受外来的欺凌。”“我启功别说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他的恩情，就是有来生、有下辈子，我也报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作为陈垣老先生的学生，启先生毕生向学、终身报恩，可谓镂骨铭心、结草衔环。这样的文化传承、这样的尊师之道，让人由衷叹服！

    启先生这种精神基因无疑传承到陈荣琚先生这里。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启功先生指导下，陈先生潜心钻研书法艺术，遍临诸家，自成一格。启先生评价陈先生 “在书法方面，用力相当刻苦，成就也较大。他原来习惯用左手执笔，为了临帖，并使用右手，于是左右俱能，行笔自然婉转。有时用左手所写的作品，反倒富有生涩古拙的趣味，这常是清代金石书法家所想追求的。他的书法，无论字迹巨细，行笔都能符合传统法度，结字规模，毫无故作奇形异态、哗众取宠之处。在当代书法流派极受日本前卫派影响下，他独能坚持晋唐以来优秀传统，实有推陈出新之胜。”每次长叙，陈先生在言谈之间都深情地流露出对启先生感恩之情。他珍藏着启先生手书的十几封信函，以及那本厚厚的日记，无不浸润着深厚的师生情谊。2005年7月1日早晨，我陪陈先生前往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教育楼临时设立的吊唁大厅悼念启先生。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年近古稀的陈先生一进门就冲着启先生的巨幅遗像长跪叩首。我在惊讶和感动之余，迅速按下快门，把这一珍贵瞬间定格在胶片上。

    在陈先生的家里，陈先生多次给我展示过启先生赠送的书法作品、文房四宝，甚至还有陈先生精心收藏的启先生讲课时的示范草稿。毫无疑问，这在许多人眼里，意味着可以量化的一摞摞人民币。但在陈先生的心目中，这些珍贵的作品和物件意味着精深的学养和深厚的感情，当然是无价之宝。每当静心品味欣赏，陈先生一定可以触摸到老师的精神和生命，感受到老师的关心和教诲。我也常想，启功先生是典型的北方人，陈先生是典型的南方人。36年前，他们在北京西城小乘巷启先生那间简陋的寓所经朋友介绍相识，必定在冥冥之中有许多因缘，抑或他们年轻时期有许多共同的人生经历，因此而气韵相通，才成就了这段佳话。作为后学，我对其中缘由始终不得全解。

    陈先生虽书画功力深厚，但不善言辞，不喜彰显，不求闻达。启先生在1997年曾为陈先生手书正楷“开”，字形不大，五寸见方，法度谨严，署名“启功”。这“启”与“开”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究竟蕴含着多少无法言传的信息？相信读者方家会有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