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如何走向现代社会

    《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汇集了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的随笔。它们大多围绕传统社会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主题展开，是一些零碎感触的积累，并非什么成熟的结论。也许，正由于不成熟，才成为其存在的理由。

    因为思想总是不断在变化的，任何思想不可能是一旦出现，就成为永世不变的金科玉律。即如马克思，他的思想基本定型于19世纪下半叶，迄今已经将近一个半世纪了。假如他仍在世，会不会完全认同他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些思想观点字字是真理呢？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所形成的任何思想也都是在不断演进着，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

    我原来没有写书的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翻译出版过两本苏联的小书——《太阳系的结构学说》和《自然之谜》，都是通俗的科普读物。

    当时的学术环境比较特殊，凡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著作可以公开出版，凡是马克思主义以后的西方著作只能内部发行。我刚好在外文书店买到一本法国新版的卢梭《社会契约论》，很喜欢，就翻译出版了。后来商务印书馆找我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可是翻译这本书，却成为我“文革”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终审“罪状”——即“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那时候的准则是，不问真相就可以给人扣上帽子肆意批判。“文革”后，商务印务馆副总编辑骆静兰女士告诉我，这书是毛泽东交译的。

    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我参加写宋明理学部分。当时还有几位没有摘“516”（即反革命阴谋集团）帽子的同事，不能参与写作。他们不服气，便另起炉灶，另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发展史》（是我起的书名），也邀我参加，结果我变成了“两面派”。书写成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当时正在做一套对外介绍中国文化的丛书，选了这本，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边译边写。外文社又找我写了《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史》。这是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钢合作的。

    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历史学的书，不是讲历史，而是讲历史学。现在还没有写，以后也许没有精力写了。

    历史学界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要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观，可是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却处处都在以西方的观点为坐标。例如，根据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到处去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明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却处处套用西方中心论来衡量中国的文明。我想应该有一本讲历史学的书，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些历史学家反对西方中心论，可是他们却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他们总是问，中国封建历史怎么那么悠久？这是一个典型以西方封建历史为标准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既然反对西方中心论，为什么又要以西方的尺度为准来衡量中国呢？为什么不用中国的尺度为标准，那样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反过来了，为什么西方的封建历史那么短？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只研究中国封建历史的长期性，为什么不讲西方封建社会的短暂性？关键在于以什么为标准。实际上，这些历史学家口头上反对西方中心论，但脑子里却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像中国封建社会时间为什么那么长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个假问题，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这是用西方封建制历史作为标准。

    历史学界热衷于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有资本主义，中国也非要有资本主义不可吗？这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想要化解心理上的疙瘩——我们也得要有资本主义，至少是萌芽。我觉得这是心理学的问题，而不是历史学的问题。这是因为学者有心病，总以西方为标准。

    其实我们应该研究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社会这一普世的道路。不要总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因为普遍性终究是第一位的，而特殊性是第二位的，不能用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我们可以研究，为什么近代科学出现在西方？西方比中国先进一步，就是因为他们17世纪先有了近代科学，而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20世纪初叶才真正地接触到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本身并不分东、西，只是西方更早地发现并应用近代科学，而我们却老是把近代科学放在“东”“西”的框架里边来理解。学术研究也像经济发展一样，不能只追求数量，不求质量。总跟人家比，实际上会把自己引到歧路上去，而找不到通向现代化大门的钥匙。

    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直到“五四”运动才总结出两面旗帜——即科学和民主（德先生和赛先生）。如果仅从字面上，现在大家都熟悉科学与民主，可是做起来为什么又这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走上科学与民主的道路。例如大跃进时期时亩产多少斤就取决于你胆子的大小，甚至还有著名的科学家去论证亩产万斤的可能性。没有人听到农民直接说，亩产没有几万斤。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有那么多农民，就没有听说哪个农民反对。这一点从反面证明了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大跃进时真正讲民主，就不可能造成后来饿死那么多人的大悲剧了。

    关于明末清初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科学所起作用，一些研究者似乎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当近代科学已经萌芽的时候，天主教教士来中国是传授中世纪的宗教教义，他们并没有近代科学知识，近代科学在中世纪宗教徒看来是异端邪说，从布鲁诺、哥白尼到伽利略这些近代科学的奠基人都受到宗教的迫害。因此，对传教士的作用不能够评价过高，对于科学和文化的近代化而言，这些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并没有积极的价值，没有贡献。直到“五四”时期，我们才真正直面科学与民主。

    要走向现代社会，就要接受普世性理念的价值。学术的目标是追求真理，所以不存在东方和西方的差异。都是学术，就只有对错、精粗与高下之分，但并不是中西之别的问题，将它归结到中西文化之不同并不妥当。人道主义也是古今中外都应该遵守的。科学也具有普世性。2+2=4不分古今中外，万有引力定律是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阶级都应遵循的科学规律。不服从科学，就会受到科学的惩罚。要使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无产阶级政治就必须首先尊重科学。否则就会导致对人的不尊重，对生命的不尊重。

    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要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民主是近代文明的一大贡献，其作用是能够约束权力的绝对化，使权力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在正确的方向上。绝对权力而不受约束是非常可怕的。当朱元璋是乞丐时，有一碗剩饭给他，他就会满意了。等到他做了皇帝，就大开杀戒，一次残杀就是几万人。蓝玉是他手下大将，杀害蓝玉时，诛连了八万人。朱元璋做乞丐时没有这个能力，也不会有这个想法。等到他做了皇帝，享有绝对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西方出问题也出在不科学、不民主。前车之鉴如德国。德国科学很发达，但不民主，结果出现了希特勒那样法西斯的独裁统治。

    社会进步需要科学和民主。自近代科学问世以来，它为社会发展提供空前强大的生产力，使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大踏步提高，但在文化思想方面进步并不太明显。现在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例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很危险的事情。但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消除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继续加大会导致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缺失。所以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需要科学和民主。

    （本文为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的《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一书的作者自序，本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