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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12月05日 星期三

    追寻科学大师的背影

    柯小卫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2月05日   20 版)

        这本描写一代科学大师李旭旦先生生平的“大书”出版问世了,作者以人文地理学的专识、强烈的责任感和丰富素材,用白描勾勒的笔触和讲故事方式,娓娓道来,将李旭旦先生作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和“复兴人文地理的旗手”真实再现,使读者有机会走进大师,感受到科学光芒的普照。 

        本书一开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乱了清政府的阵脚。昔日驻扎在江阴学政衙署内的驻军奉调去了镇江,接着这个苏南江滨的战略要地进入了没有正式政权机构施政的时期。雪上加霜的是,这一年恰逢特大水灾,秋熟几乎颗粒无收,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0月29日(辛亥农历九月初八)旭日东升的卯时,该县青阳小镇北街的一座瓦房里,一个男孩呱呱落地了,做走方郎中的父亲给他取名“旭旦”(字“东升”),对其充满期待与希望,同时也是一个读书未及第的父亲对那个时代寄予的希望:黑暗赶快过去,黎明快快来临。  

        中国近现代科学家无不是从小萌生“忧国忧民”、“读书救国”、报效国家的思想,一方面受到丰富的人文滋养与科学熏陶,其中包括生活环境、传统文化、开阔的视野;另一方面自身的刻苦努力、奋斗和识才“伯乐”、机会。成功者的付出与代价都有一段不为人们所知的“故事”。李旭旦早年就读的南菁中学以“忠恕勤俭”为校训,创一时优良学风,名闻大江南北。在这所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学里,李旭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学习成绩优异,同时产生了政治信仰,“视野越来越开阔,思想也越来越成熟”,为日后进入大学深造和出国留学,最终成为一代科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旭旦的“人生起跑线上第一个丰硕期”,标志是他在大学二年级时翻译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名著《人地学原理》以及其他国外地理学著述,连同他在胡焕庸等教授带领下,参加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在这本传记中,作者这种描述了李旭旦先生的导师胡焕庸先生学术成就,尤其是那条被学界称誉为“胡焕庸线”,使读者对于人文地理学作为单独学科的价值、意义和老一辈科学家为创立这门学科所进行的不懈努力,以及同时,胡、李之间的深厚的师生情谊,有了更多了解。李旭旦在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担任评卷委员会主任的竺可桢先生在审阅过他的气候试卷后给出的评语“李旭旦应该学气象才好”。 

        这本传记还有一个可贵之处,通过对于传主李旭旦先生一生结交的导师、同学、朋友的描写,其中包括享誉中外的科学大师胡焕庸、李四光、华罗庚、任美锷等,不仅反映出科学家们之间同志、同道关系,还使人们看到一群满怀理想、青春勃发、奋斗拼搏的中国科学家群体,从许多细节中,反映出了这些科学家的纯洁、真挚与智慧。 

        1939年,李旭旦从英国学成回国后,来到重庆,成为中央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两年后,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此后不久,他参加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四川北部甘肃南部考察,担任考察团团长。考察途中,山高水险,艰苦异常,中国地理学家凭着坚强的信念与毅力,战胜了困难,也战胜了自己。通过这次徒步考察,李旭旦提出了白龙江不仅是我国西部南北地理分界线,而且也是我国东部农区与西部牧区分界线论断。这一基于科学考察而得出的结论,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不同地域单位面积产量和复种指数提供了科学依据。”。读书至此,我们不由地对于李旭旦先生的贡献肃然起敬,同时也对于过去知之不多人文地理学科的意义与作用有了深刻的印象。

        这本书告诉人们,什么是科学家及其爱情生活。作为科学家,李旭旦保持“穿着衬衫打着领带脚蹬皮鞋”学者形象;而作为获取女学生纯真情感却也是他的那份学者的作派与才气,正如他的夫人开玩笑地说得那样:“要不是他有那样的才气,还不会嫁给他呢!”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夫妇之间的心心相印。当李旭旦去美国深造后准备回国,作为妻子的陆漱芬对于自己丈夫这一决定评价道:“热爱祖国与民族自尊心是孪生的,它们之间是一种必然的结合。从旭旦与国际友人的交往中,他总是堂堂正正地表现出中国人是优秀的民族和他是爱国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建立后,李旭旦先后就任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他组建的南师地理系一支由四十多人组成的“实力相当雄厚的师资队伍”,开展了大量课题研究。然而, 1957年,“当他带着学生在苏州东山进行野外实习时,就被急电召回,骤然划为右派。”

        这样的遭遇,令人唏嘘不已。书中的一个情节使人动容:“之后,每逢挖河,身为‘右派’的他必须首先下到寒冷砭骨的泥水中,身体每况愈下,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与胃病。”更让人感到可惜,“在李旭旦被打成‘右派’后的1958年至1959年,就没有一项科研成果能够发表了。1960——1964年五年中,科研成果只有五项,只有两项成果得到发表。”至于在“文革”蒙冤住“牛棚”、“平反时他激动得哭了”等一系列遭遇,都不像这段文字使人动容: 

        我两次看过这部电影……在观看时,两次都禁不住流泪,而后一次比前次泪流得更多!为什么这部电影能这样打动我的心,给我这么强烈的感情冲动呢?这倒并不单纯是和许灵均都是“右派”,出于共鸣;主要是我和许灵均都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同样的看法,深信祖国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李旭旦《看电影<牧马人>后》) 

        由此,人们理解了这位历经磨难的科学大师在平反后情不自禁地说:“党确实是伟大的”,并激动地写了入党申请报告。然而,他的愿望终于没有实现。 

        本书作者之一的姜爱萍是一位地理学博士,她告诉我这是她第一次写人物传记。当我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为书中的许多情节所深深感染,不由地对于作者所付出的努力与才华由衷感佩。可以说,这是一本富有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的人物传记佳作。 

        引用书中一付赞誉李旭旦先生的对联: 

        五十春秋,论人文地理,探舆志渊泽,译著等身,事业名山尊旭老; 

        三千弟子,遍百园九州,传师门衣钵,奉觞来庆,草堂万木又新生。

        《复兴人文地理的旗手——李旭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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