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肉、义与利，出版如何选择？

    这些年来，不时地听到人们对出版界的一句评价，叫做“出版的堕落”。这话虽然有点过、有点刺耳，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出版的现状，即有价值而不畅销的学术著作、文化精品越来越难以出版，而那些文化含量很低的东西却大行其道。出版界在灵与肉、义与利之间很是纠结。平心而论，出版社不能总干赔本的买卖，总赔本，出版社如何生存？出版社需要赚钱。问题是，出版社的产品是文化产品，为社会提供的是精神食粮。因此，出版社还要有文化担当、社会担当。这就需要一种特殊的、优秀的品质——哦，出版的品质！因此，当我收到贺圣遂先生惠赠的他与姜华先生合编的《出版的品质》一书时，心不禁怦然。

    《出版的品质》，汇集了21个中外杰出出版家的事迹。这是21颗出版人的灵魂，它彰显了出版人的风采、精彩，构筑了出版人的品德、品质。

    出版的品质是善待作者、推出新人。作者是出版社的朋友和资源。没有作者，出版社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好的作者，出版社就难有作为。而事情往往是，出版社总是把目光盯在那些已经成名的作者身上，却忽视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出版社往往忘记了大人物都曾经是小人物，没有小人物，就不会有大人物。美国杰出出版家贝内特·瑟夫说：“出版的乐趣在于发现完全陌生的新人，出版他的书，然后做适当的宣传推广……看着他一夜成名。”瑟夫不但是这么说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他发现、推出了玛丽·沃德、威廉·萨拉扬、巴德·舒尔博格等新人，使他们一举成名。

    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老板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的核心出版思想就是，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重要的不是出版个别的书，而是推出一位作家，并关注他的全部创作。正是在这种出版理念指导下，他相继推出了托马斯·博恩哈德、乌韦·约翰逊、罗伯特·瓦尔泽等一批作家、诗人。作家巴金说：“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为此，他以“新人”为招牌，编辑出版“文学丛刊”，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后来回忆说：“我当年编‘文学丛刊’，就是靠一股理想，那时也有人反对，说编这类书不赚钱，结果我还是编了，不但没赔本，还销得很好。这说明好书总是有人读的。”英国著名出版人汤姆·麦奇勒在访问古巴时，发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没人写信给上校》，虽然作者名不见经传，但是麦奇勒认定这是一部好书，于是要将其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而当时在英国出版翻译小说，是件冒险的事，可能会赔本。但是麦奇勒却一口气跟这本书的作者签了5本书的合同。结果，前4本都不理想，而第5本书成功了，那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孤独》，作者的名字也享誉全球：加西亚·马尔克斯。

    出版的品质在于维护言论自由。出版是公众的咽喉，出版是社会的扬声器，出版就是要发出不同的声音，表达不同的思想。1942年，兰登书屋请了两位著名诗人编选《英美著名诗选》。当选到大诗人埃兹拉·庞德时，瑟夫坚持要把他排除在外，因为他在二战期间在罗马电台发表法西斯言论。然而，大家都反对瑟夫的做法，认为这种因人废文的政治审查完全违背了出版自由的社会准则。瑟夫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态度与出版精神是相悖的，便向编者作出了道歉，将庞德的作品编入了《英美著名诗选》。瑟夫在出版上坚持中立立场，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都采取“应该出版这本书，让读者自己去判断”的态度。

    出版的品质是关注大众，这就要求出版不仅内容要适应大众的要求，而且必须让大众能够买得起。由于书价较高，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购买图书的主体人群是有钱人和读书界，大多数人只能靠在公共图书馆借阅。英国出版家艾伦·莱恩认为，阅读不应当是件奢侈的事。为此，他策划了一套企鹅平装本图书，每本6便士，相当于当时的一包烟钱。从而开始了一场阅读革命。仅一年，企鹅平装本书的销量就达到了300万册。俄罗斯出版家绥青认为，出版无非是“要让人民有买得起、看得懂的、思想健康和内容有益的书。要使书变成农民的朋友，变成跟他们接近的东西”，“把昂贵的书的价格减低，把廉价的书的质量提高”。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绥青为农民出版历书，每年销售量达600多万册。据1914年的统计数字，绥青公司出版的图书占当年全俄国所有出版物的四分之一以上。绥青认为，图书市场就是要将“平民”培育成“读者”。这就需要激发“平民”对知识的渴望，点燃“平民”对文化的热情。当一个人从“平民”转化为“读者”的时候，他就完成了从“无知”到“有知”的转型，实现了从蒙昧到文明的跨越。而这不正是出版的目的吗？

    书的包装也可以反映出一本书的内涵和品质。猥亵低俗的封面，乏善可陈的包装，不仅反映了出版的品位低下，而且使我们失去了阅读的兴趣和购买的欲望。20世纪50年代初，翁泽尔德不无奇怪地发现，包含黑塞的《东方行》、布莱希特的《家庭格言》在内的苏尔坎普书库首批6种书竟然卖不动。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批书的封面设计很一般，不吸引人，没有体现出书本身的价值。于是，翁泽尔德决定为书库重新设计封面，从而为苏尔坎普出版社树立了独特的、高品位的视觉形象。于是，这一“书库”开始畅销。当前，数字出版方兴未艾，它对传统出版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形势下，纸质书籍对读者的吸引力，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包装上。纸质书不仅要具有阅读、传播价值，而且要具有欣赏、收藏价值。因此，出版的品质将极大地体现为艺术化的包装。

    出版的品质是对文化的追求。出版，为利润，还是文化？当然，最好是利润和文化的统一。但是，当利润和文化发生了矛盾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这是出版人经常遇到的难题。当出版放弃文化、追逐利润的时候，我们就会称其为“出版的堕落”；当出版放弃利润、追求文化的时候，我们就称其为“出版的高尚”。美国著名出版人安德列·西弗林描述战后美国出版业的变迁，发现：“日益强势的综合传媒集团的商业运营结构，改变了出版的性质，抽空了传统出版的智性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批评功能，使出版业沦为娱乐的附庸。”他还发现，当利润率高达10％~15％的时候，出版的性质就被彻底改变了。是的，出版是一个艰辛的行业。陆费逵，这位中华书局的创立者，在谈到出版的难处时，说：“或以为薄待著作者，一定肥了发行者，但是发行者得利之书很少，蚀本者很多。每一书坊开若干年，只剩些不销之书籍和无着落之欠款，便不得不关张了。前清末年的许多书坊至今存在的差不多只有商务印书馆和广益书局几家。其余不是关门，便是出盘。即民元开办的中华书局，艰难备尝，慎重紧缩，股东在近十七年中，或无利，或得利一二，最多一年只四厘。办事人的待遇也很薄，苦了二三年，总算勉强站住了。其他与中华书局先后开办的，现在一家都不存在了。试问此种情形，资本家和实业家谁肯来经营这种事业呢？”资本家、实业家自然不肯经营出版事业，只有真正的出版人才会干这种事业！只有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胡愈之们才会干这种事业！是他们，编辑出版了《天演论》、《说部丛书》、《小说月报》、《辞海》、《中华大字典》、《万有文库》、《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就是这些，开启了民智，积累了文化，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贺圣遂在2012年上海书展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事出版活动的有商人，但更多的是文化的传播者。我们为了传播文化而选择了这个职业。我们不是书商，书商对于那些能够带来利润的东西才会出版。而作为有良知的出版社，只要是能为社会造福的文化传播，我们就要接过来！”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出版陈尚君教授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他等了11年。出版商是文化的催生婆，书商是利润的获取者。正因如此，企鹅公司的总编辑戈德温可以为牟利而推出一本充满血腥和罪恶的《大屠杀》，而莱恩则率人冲进书库将《大屠杀》付之一炬。

    出版，出版的是他人的作品，映出的却是出版人的影子。出版是作品与出版人的精神恋爱，出版是作品与出版人的价值对应。《出版的品质》中，仅有一篇是贺圣遂的，其余全是他人的作品，是名副其实的“编”。什么样的人出版什么样的书。《出版的品质》，也只有贺圣遂这样的人才编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