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提升，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于现阶段主导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制定权的美国及其霸权的认识更为理性与清晰，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对美国霸权的认知依然存在着许多误区。这对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中国是极其不利的，甚至会导致相应的战略误判，陷于不必要的战略被动。正是因为如此，当我拜读程伟教授及其科研团队撰写的《美国单极思维与世界多极化诉求之博弈》一书后，可谓欣喜之至。

    第一，该书从1492年欧洲大航海时代引发的全球化萌芽时期开始，在向读者展示出一幅霸权更替的历史画卷的同时，深邃地探查到美国单极思维的文化、精神起源及其对美国霸权意志的深远影响。作者从1620年“五月花号”到达美洲的历程开始，从“美国国民身份”或“美国国家特征”（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和“美国主义”（Americanism）三个维度，深入阐释了美国单极思维的精神起源及其影响，并得出了三个极具启发性的精辟结论：一是美国的单极思维及其霸权意识并非伴随着19世纪末美国经济实力超越英国而产生，它的形成事实上与其实力状况基本无关；二是美国单极思维及其全球战略有着广泛的民众思想基础，并非领导者的个人偏好；三是正因为如此，美国单极思维的全球战略必将长期持续，因而当今的美国单极思维及其霸权战略与世界多极化诉求之间的矛盾、斗争将成为今后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主导性因素。

    第二，该书不仅敏锐地把握住美国单极思维的文化与精神起源，分析了它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对美国霸权战略演变的影响，更注重探讨了现代美国霸权结构的变化及其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在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形成的摆脱了黄金约束的“美元体制”，决定了美国的金融霸权“一直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霸权虽然不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全部，但却是美国霸权主义的重要支撑”。事实上，“美元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反映着美国霸权结构的重大变化，即霸权的经济基础已经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调整或转换到以金融业为核心的虚拟经济部门。“美元霸权”已成为美国全力维护的核心利益，任何意在削弱或挑战美元地位的举动，都将面临美国全方位的遏制和打击。当然，正如该书所指出的那样，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的金融霸权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导致一次全球经济体制与结构的重大调整。

    第三，该书基于美国单极思维及其外交战略的“传教士情结”和务实主义传统，深入分析了美国战略坚持与策略调整的理论渊源与具体展开，指出后危机时代单极与多极之间的博弈将长期持续，但多极化的基础并不牢固，在理念、意识等“软实力”领域存在着严重不足。同以往霸权国家主要依赖自身“硬实力”的策略不同，美国在一战、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相当长时期内一直将其“软实力”顺应潮流地发挥到极致。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不论做出怎样的外交策略调整，如从“超越遏制”、“接触”、“先发制人”到所谓的“巧实力”，亦无不是基于其强大的“软实力”来灵活运用其强大的“硬实力”。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虽然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力量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美国霸权的制约，但同时多极化力量之间由于存在诸多利益分歧与矛盾，尚未形成紧密的“战略利益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间文化传统的差异乃至对立，使得它们不仅难以形成强大的足以影响世界的“软实力”，更导致相互间难以形成“认同因素”，面临着严重的“信任缺失”，因而“多极化各个国家主动联合对抗霸权国家的意愿较低”，这种状况无疑对美国的单极化战略十分有利，也为其对多极化力量采取战略牵制和离间创造了条件。

    第四，该书基于上述分析，冷静思索和探讨了中国经济崛起可能面临的巨大战略压力与困境，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战略对策和建议。作者对现阶段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做出了清晰的判断，即“以往中国可以利用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大国关系战略构架中更多地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而当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由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成为现实的竞争对手时，中国很容易首当其冲地成为美国的直接敌视对象”，因而“中美今后摩擦与矛盾可能性上升的态势将会使中国为集中力量发展自身而谋求稳定外部环境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此，基于以往大国兴衰的经验，中国“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对世界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重要立场和选择，就是与美国合作、互利，而不去充当美国挑战者的角色，这不失为崛起的中国之明智的选择”。

    总之，该书的很多分析及其结论令人深思，特别是以下三个问题更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一是美国作为一个与以往霸权国家不同的“新兴霸权国家”，其特有的建国历程、政治经济体制与其单极思维相结合，具有超强的战略意志、实施能力与策略的自我调整、修复能力，因此，我们能否机械地依照传统的“霸权循环”或更替的“规律”来认知或分析美国霸权的现状与未来？二是根据二战后新兴大国挑战美国霸权的经验，不论是体系外大国如前苏联还是体系内大国如法国、德国（欧洲）还是日本，也不论是单独挑战还是集体行动，迄今尚无成功的案例，中国作为一个坚持自身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兴大国，应如何明确自身在现阶段及未来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制定出科学、可行的国家战略？三是在思考中国崛起及其道路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即在传统的大国争霸或更替历程中，不存在“大国复兴”的成功先例。所以，我们有必要严肃思索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大国复兴”面临着哪些障碍，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曾经的大国何以成为强国，又为何沉沦？导致大国沉沦的核心要素能否得到根除？“大国复兴”的目标是谋求传统自我发展道路的再次成功，还是顺应当今世界潮流的革新与重振；其次，鉴于许多经济实力等“硬实力”强大的国家未能成为世界强国的经验，中国如何可以成为一个在理念、道义、制度上占领全球制高点、兼具“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新型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努力成为具备世界意义的“新型大国”远比谋求“大国复兴”更加符合当下中国国家战略的现实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