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何为？

    诗人何为？作家何为？这样的声音在当下中国文学界已不新鲜，却很少听到有关“批评家何为”的拷问。或许在世俗眼里，搞文学批评不存在太高门槛，那些缺乏原创能力，但只要出身科班，笔墨尚可，且懂世故的人就可以充数，似乎混迹于批评家队伍很容易。别林斯基却不这么认为，“批评家的才能是稀有的，他的道路是滑脚的，危险的”，这意味着批评家应具备良好的审美能力、深刻的怀疑精神和无畏的直言品格这样一些素质，而别林斯基本人正是一位跋涉险途的践行者。而这些素质，在陈歆耕最近出版的文化随笔集《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中也得到了充分印证。

    这部集子辑有一百三十余篇随笔，多为直抵现场、置身前沿的即时反应文字，信息量大，针对性强，辐射面广，应属于开卷有益一类，读罢，使我心目中的批评家标准又增加了难度。他不按批评界“常规”出牌，从不瞻前顾后，拒绝左右逢源，清醒，犀利，及物，高效，即使成众矢之的，也不会退缩。他写《批评家，你为何不“骂人”》，并非真的希望批评家口吐脏字骂大街，而是不满他们“就宏观问题论述时，往往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表现出超常的深刻的洞察力，而涉及对具体人具体作品的评价时，则是‘你好，他好，大家都好’”。《保持对“官员文学”的警惕》《温柔的上海批评家》等议题，出手迅疾，剑指靶心，镜像般映射出了某些文坛病状，一些批评同行未必没有同感，也只有陈歆耕在无所顾忌地力陈己见，诉诸笔端，使一件件“皇帝的新衣”纷纷脱落，在今日的批评生态环境，如此发声竟有如空谷足音。

    陈歆耕集军人本色、学者视野、报人嗅觉、批评家胆识于一身，甫入文学批评领域，即“吹皱一池春水”。他对批评界僵腐陈旧的表面堆积物果断清理，探寻真相，不认为“存在就是合理”，其心态阳光，敢为人先，短兵相接，搅乱了批评家多年形成的心理城府和写作套路。正如王彬彬所言，“在阻遏文坛邪气方面，歆耕兄常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陈歆耕文思之活跃，目光之敏锐，行文之无忌，令人钦佩，也使人不适，而他却一意孤行，义无反顾，并没有为自己留下退路。另一些随笔，如《“从天而降”的散文大奖》等，可以触摸到批评家的良知的同时，读来张驰有度，意趣盎然，比起书中的某些“急就章”痕迹较浓的文章更有余味，称得上是言近旨远、含英咀华的精致随笔。

    作家往往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被公众聚焦的对象，被竞相鉴赏的宝典，真正的批评家却不愿成为附庸和工具，希望坚持独立判断意识和自由言说精神，但中国的批评家情形比较特殊，他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信奉“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一类约定成俗的“人情哲学”，心思大多用于处理和平衡各种人际关系，陈歆耕引用李泽厚的观点，“中国哲学是‘生存的智慧’，西方哲学是‘思辨的智慧’”，可谓一针见血。很难想象，俄国的比林斯基、法国的圣伯夫、美国的桑塔格在从事批评活动的时候，还要留意、顾忌方方面面的脸色和感受。

    作为《文学报》掌门人，陈歆耕办报、审题、组稿，为“捍卫”批评家“说话的权利”，他顾及的不是个人得失，而忧思中国批评家路在何方。针对批评界的种种怪状，他采取了“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删繁就简，举重若轻，只对“问题”开火，开创了一种批评新风。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提到法国批评家法盖把批评家归纳为“寻美”与“求疵”两类：所谓“寻美”，是由“感到需要被人欣赏的作家发明的”，意在引导读者明白自己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所谓“求疵”，是批评家自身的创造性行为，意在“不是教育公众，而是试图教育作者”。《新批评》亮起的就是“求疵”的旗帜。

    陈歆耕的“逆势而进”，使我想起前苏联的一位叫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著名诗人，其更著名的身份是《新世界》主编，良知使他拒绝把刊物办成粉饰生活的工具，比如索尔仁尼琴的重要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爱伦堡的三卷本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都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力排众议、承受高压、利用夹缝冒着风险发表出来的，其命运结局可想而知，但前苏联文学史会记住他的名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在有限的人生能够做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是幸福的，冒些风险也是值得的，至于做成或做不成，那就全凭造化了，而具体到《新批评》，我很希望业内少一些看客，而多一些真诚的理解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