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民办老师的命运

    《进程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讲述了一位在南方山村长大的70后，当他用稚嫩的眼开始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在目睹中国乡村一百年来最巨大的变化。作者十年砍柴的少年时光，虽清贫然而温馨，他笔下的字里行间不仅是湘中一隅已消逝的场景，亦是一个大国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1978年开春，我的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学校突然走了两位年轻的老师，他们都是高中毕业后来学校教书的，在全校的几位老师中，算是较有学识的骨干。

    这两位老师都是大队干部的儿子。一个我叫斌叔叔，大队书记的长子，另一位姓陈的老师，是妇联主任的长子，也就是我的桃红同学的大哥。

    斌叔叔教过我两个月的数学，他眉目清秀，长了一张娃娃脸，不像退伍回家的校长张老师那样，动不动就体罚学生，命令学生跪在专门准备的碎瓦片上，他总是笑呵呵的，无论学生怎样顽皮或笨拙，他好像从来不会生气一样，耐心地给我们讲解。

    就在我学会个位数的加减法后，1977年冬天，斌叔叔当兵走了。当兵，是山村青年条很重要的出路，每年征兵竞争那是相当的激烈，斌叔叔既有父亲当大队书记的近水楼台之便，又是高中毕业，顺利地应征入伍。

    就在斌叔叔去广西一个部队当兵的时候，陈老师每晚挑灯夜读，准备高考。我上学后不久，“又可以进城赶考”的消息传来了，大队的几位高中毕业生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陈老师是三年级的班主任，那些日子，他连两里之外的家都不回去，住在学校里，晚饭就是白菜就挂面，除了教课，就是复习。

    1977年底，佳音传来，陈老师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成为我们大队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个大学生，这是全大队的一件喜事。陈老师的上大学，很具有示范效应，读书不要钱，吃了国家粮，毕业当干部，这在乡民的心中是何等具有诱惑力呀。重视孩子读书的风气，好像一夜之间又回到了我们大队那几个村落，从此，彼此之间比学习成绩，成了一茬茬孩子不变的话题。而我，因为在家里干农活，手脚笨，且想方设法偷懒，很不受妈妈的喜爱，只有读书，因为成绩好得到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羡慕，才能找到一种心理平衡。每当我想方设法逃避农活，妈妈扯着嗓子骂我，或者干脆抓住我，啪啪啪地“炼铁”时，洪奇的祖母乔奶奶一旦碰上，就要劝我妈：懒人有懒八字，他不想干农活，说明这伢有不干农活也有饭吃的命，莫要打他骂他。

    陈老师去上大学，仅仅是我们大队的子弟大走考运的开始，从此，大队几乎每年都有喜报，子弟不是在本地考上大学，就是在部队考上院校。本大队的子弟好学善考不仅在本公社，在本县也小有名气。有人说我们那个小学校风水很好，而公社驻地的大队，有老人说我们大队从公社接通了一条毛马路，把考运接走了。六年后，陈老师的弟弟，也就是桃红的三哥，创造了一个奇迹。

    到了1979年春天，当兵去了的斌叔叔突然又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人物。中国和南方邻国，打了一场局部战争，而斌叔叔所在的部队，正是出国作战的主力。

    我哥哥上学时，抗美援越喊得正响，所谓中国广阔的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大后方，越南游击队抗击美国鬼子的故事编进课本，绘成连环画。一夜之间，老师就告诉我们，这小越南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黄眼仔——敝乡犹如北方白眼狼的说法。我那时是个超级小愤青，小小的胸膛中，怒火燃烧着，恨不得自己有一把机枪，赶到南方“突突突”向越南鬼子开火，越南人在我的眼里，就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恰好，我哥哥有一本彩色的连环画，内容就是英勇的越南军民，如何把美国鬼子打得鬼哭狼嚎。我找出这本图书，将它撤碎，扔进了房间角落里的小便桶中。

    我义愤填膺的爱国行动，却换来了哥哥一顿饱揍，因为他对连环画视若珍宝。挨打后的我，硬着嘴和他讲大道理，说越南人那样坏，这图书里面还说他们是好人，是英雄，胡说八道。我哥哥说：管他好人坏人，反正这是我花钱买来的。

    我们大队当兵复员回来的人居多，好几位还在广州军区的41军、42军服役过，那些日子，他们神气地了不得，似乎自己也参加了战争，小年轻三三两两找他们聊天，其实他们那点军事知识，也是现学现卖。战争，似乎给乡村青年打下一针吗啡，封闭得太久，无聊得太久，远方的战火能让乡民们隐隐有些快乐。我们生产队有位在惠州当过兵的叔叔，他添油加醋地对大家说起许世友视察他们部队，当场表演百步穿杨的枪法。他满自信地说：哼，有武艺高强的许司令挂帅，打小小的越南那不是手到擒来？连没读过书的我爷爷也说，听人讲那小越南比我们湖南省大不了多少，一个省和一个国打仗，他不是找死呀？后来大家知道了，许和尚挂帅的那场战争打得并不好。只是当时我们自己吹牛皮吹的时间太长了，连美帝苏修都不怕，一般的乡民哪把小小的越南放在眼里。——天朝大国的情结，还残存在许多老百姓的心中。

    而对斌叔叔的父母来说，这场战争不像看大戏、说评书那样轻松了，他们的儿子参战了，生死未卜，两人在家长吁短叹。

    战争结束了，噩耗传来，斌叔叔没能从战场上回来，部队也下了阵亡通知单，可怜的人，连尸首都没找到。他的妈妈，每天在家以泪洗面，大骂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让儿子去当兵，当大队书记的父亲强忍着悲痛，劝解妻子。承平日久，当兵都要开后门，哪想到一当兵就碰上打仗？

    大约一年后，就在全大队的人以为斌叔叔成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时，消息传来，他还活着！成了越南人的俘虏，两国交换俘虏被遣返回国，一只耳朵在战俘营里被打聋。面对死里逃生的儿子，她妈妈连声说祖宗有阴功。复员回乡后，斌叔叔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给人提起那场战争，诉说自己的经历。因为他成了残疾军人，更因为他的舅舅在县里当了一个管用的官，后来他被安排到县工商银行工作，也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

    上大学的陈老师，我有近三十年没见过了，而上次见斌叔叔，也在二十多年前。他们在我的记忆中，一个还是穿着军便装，高高的样子，一个还是圆乎乎的脸，满脸笑容。早已人到中年的两位老师，不知过得可好？

    （本文摘自《进程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十年砍柴著，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