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起我们共同的责任

    在新修订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下文简称“六版”）中，增加了许多新词。其中一些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产生的，另一些则是从旧有的词语中演变或衍生出来的。我这里要谈的是后一类中比较特殊的两个词：一个是“入围”，一个是“标识”（“识”字读为ｓｈí）。说它们是新词，必须要做一点解释。

    在此前的《现代汉语词典》词条中，没有“入围”而只有“入闱”。对“入闱”是这样解释的：“科举时代应考的或监考的人进入考场。”这是这个词的本义。后来广泛用来指某人或某部作品获得了被选拔的资格，是这个词的扩展义，是从词义中隐含的“候选”的意思引申出来的。最初人们使用它的引申义时，是写作“入闱”的。但是渐渐用的人多了，却有人不懂这个“闱”字的含义，也不了解这个词的来历和词义的演变过程，就想当然地误写为“入围”。“入围”实际上是“入闱”一词的误写。但因为这样写以后，它的含义似乎更明白、更容易懂，因而跟着误写的人就越来越多。渐渐地就以误代正，你就是正确地写为“入闱”，也会有编者替你改成实际上是误写的“入围”。现在“六版”正式将“入围”一词收入，并作了这样的释义：“经选拔进入某一范围”。将“围”字解释为“范围”，当然“入围”这个词就和渊源有自的“入闱”毫无关系了。因此，在书写的意义上，这个词就与原本是同一个词的“入闱”脱离了关系，而成了一个新词。

    情况有些不同的是，“六版”之前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标志”和“标识”本来就是分列为两个词条的。“六版”中也仍然是两个词条，但实际内容却有了很大的改变。旧版中虽然分列，却承认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词，因此在“标识”条下的注音和释义是这样的：“ｂｉāｏｚｈì同‘标志’”。而在“六版”的“标识”条下却是这样全新的解释：“ｂｉāｏｓｈí ①[动]标示识别 ②[名] 用来识别的记号”。这样，在读音的意义上，“标识”就同“标志”分离而变成一个独立的新词了。

    这样的修订，这样的新词的确立，实际上是将语言运用中由于不懂得一个词的来源和准确含义而误写或误读，进而以讹传讹造成的普遍化，亦即群众化加以确认，并将其纳入语言的规范化之中。这种确认，其实是很无奈的，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和缺陷。

    我在两年多以前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词语使用与文化传承》的文章（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日“国学”专刊“文化”版），文中对“入闱”不能写成“入围”，“标识”不能读为ｂｉāｏｓｈí 做过比较详细的辩误。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曾经从汉语的许多词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的角度，谈到我写这篇文章进行相关辨误的初衷。我是这样说的：

    汉语中的许多词语，特别是一些成语典故，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和积累起来的。这些词语由于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非常凝练，简单的几个字，就能十分准确、甚至十分精妙地表现出丰富的思想内容。最近从一篇文章里看到，受中华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至今也还广泛地使用着如“四面楚歌”一类的成语。许多成语典故的产生，都跟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内容相关，因而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载体。象四面楚歌，还有雪泥鸿爪、祸起萧墙等等成语，实际都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记录。如果我们知道它们的出典，又能领会其中的文化含蕴，那么每一次使用，都会是一次对历史文化的追念和重温。这样，在我们日常的表达和交流中，就不断地实现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就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口头和笔下，存在于这种自然平易的人际交流间，而不仅仅是存在于“读经”和“国学”热中。

    如果我们大家注意多做点文化的普及工作，并在人们开始对某个富含历史文化内涵的词语出现误写、误用或误读的阶段，就能够从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角度进行及时的引导和纠正，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当人们在使用“入闱”这个词时，懂得它是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而来，在使用它的引申义时也不会忘记中国古代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文化；当人们正确地将“标识”读为ｂｉāｏｚｈì时，也就会从“识”字的这个不常用的读音，联想到很久很久以前中国古代的钟鼎铭文。原来钟鼎铭文上的阴文为款(款是刻的意思)，阳文为识，这个“识”字就读为ｚｈì，表达的就是标记和记录的意思；更进一步，还会再联想到书画上的题名或题记，里面的那个“识”字也是记的意思，也是要读为ｚｈì的。这样，我在文章中所说的“每一次使用，都会是一次对历史文化的追念和重温”的期待，就会变成现实。

    在那篇文章里我曾说过，“入围”这个词是生造的，在词典里查不出来；又说“标识”和“标志”，原本是一个词，读音和意思都一样，“识”的读音应该同于“志”。但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出版后，我就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在写那篇文章的当时，虽然也预感到靠少数学者的呼吁无力回天，却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同时寄希望于有关部门的积极干预，能有挽回的余地。现在看来，当时就已经有放马后炮的意味，而现在就连马后炮都不是了。

    “六版”这样的修订和处理当然也无可厚非。因为它遵循的是语言发展中的一条重要规律：约定俗成。约定俗成的规律，实际上是出于一种从众原则，它体现了语言实践中的群众观点。说白了，也就是大家都这么用、这么说，你就得承认它的合理性，即使它实际上并不合理，或者不合逻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行车”这个词，它怎么能说是自行呢？它是要用脚去蹬才走，不蹬就不走啊。南方一些地区就不说“自行车”，而说“脚踏车”，这当然是最准确、最科学的。但用的人少，终于不成气候。不合逻辑的“自行车”，反倒因为广泛流行而被大家承认了。这就是约定俗成的规律所显示出来的力量。

    我对约定俗成的巨大力量是有充分估计的。说实话，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是怀着一种近乎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心情的。现在“六版”按约定俗成的原则，肯定了“入围”和“标识（读ｓｈí）”，并为它们作为合乎规范的词语进入语言的流通领域开放绿灯，这并没有出乎我的意外。因为在误用、误写或误读的初始阶段，如果没有采取适当的手段进行有效的干预和引导，这样的结果是迟早总会发生的。而这样的结果一旦发生，我们就只能接受它而无法改变它。但是，接受“入围”和“标识（读ｓｈí）这样以非正常的形态衍生出来的新词，与接受“自行车”这样的与新生事物一同产生的不合逻辑的新词，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把“入闱”写成“入围”，把“标识”读成ｂｉāｏｓｈí，并承认它们的合法地位的时候，也就同时将它们原本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容完全抽掉了。一个新词的产生，付出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因此，这种接受，在我，相信还有相当多像我这样略知词语历史文化内涵的人，是会有一种无奈、遗憾，甚至是失落之感的。

    问题还不仅在于这两个词的“新生”让人感到无奈和遗憾，而是还有更多的误用、误读、误写让人感到担忧。大家一定会注意到，我的上述文章中提到的如“莫须有”、“始作俑者”一类包含着文化历史内容的词语的误用，在我的文章发表以后两年多来，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和广泛了。近日又在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中，听到了这样令人吃惊的表达：“我们早就在××体育项目上有染指奥运会金牌的目标了。”一个对公众使用语言有着广泛和强大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这样来使用“染指”一词，显然也是出于一种历史文化的缺失。这一类误用或误写的词语，如果像“入闱”被误写成“入围”和“标识ｚｈì”被误读成“标识ｓｈí”一样，长时间以讹传讹，广泛地流行开来，最后无法可想，就有可能按约定俗成的规律，又无奈地在权威的词典里被确认为新生的词语，或产生新的释义。这种前景不是不可能出现的，不能不让人感到深深的忧虑。要是这种情景果真出现，那实在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悲哀。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个社会都非常重视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化。《人民日报》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还发了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台，老百姓主要是听广播，有关部门对播音员的用词、读音要求非常高，有着严格的规范。他们的示范作用，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应该很好地向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学习。我们今天的文化人，包括专业的语文工作者，一般的文字工作者，还有学者、教师、作家、编辑记者、播音员、电视节目主持人等等，都应该担起我们共同的责任，为祖国语言的纯洁，为词语的正确使用、书写和读音，也为渗透于我们日常语言和文字交流中的文化传承，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这种责任，主要并不应该表现在让人感到无奈和遗憾的事后的确认和规范上，而应该主要表现在敏锐地发现问题，并及时地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正确的引导上。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约定俗成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