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

    人们耳熟能详的诸葛亮名言“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被时下的书法家们写成横卷，挂贴在各类办公室或厅堂，更有刻为闲章作装帧或座右。殊不知这句名言源出于《淮南子·主术训》，其原文是“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用这话来训诫儿辈，见其《诫子书》。这一脉传，我是从《涧于日记》中获知的，而关于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也正是从《涧于日记》里了解到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涧于日记》的撰者张佩纶即张爱玲的祖父，字幼樵，号绳庵，河北丰润人，清同治十年进士。至光绪初即以直言敢谏立朝，与陈宝琛（号弢庵）、宝廷（号竹坡）、邓承修（字铁香）号为“四谏”，遂成“清流党”之中坚，名满京师，见《清史稿》本传及《碑传集补》卷五。自张爱玲逝后，纪念文章及专书甚多，涉及身世多谈到其祖父，很少见语及其祖母，即有亦不详，往往一笔带过，仅提到其为清末名臣李鸿章之幼女云。这里，我先引一则《越缦堂日记》，这是未见他处用过的材料：

    戊子十一月七日，合肥使幼女嫁张佩纶。张年四十，已三娶；幼女年二十，敏而能诗，合肥爱之。张入合肥署用二品顶带，合肥行数万金请于奕 （xuān），谋以道员简放。慈禧恶其闽江之败，未得行……

    “戊子”指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闽江之败”指中法战争中福建闽江海战，满清海军败绩，张佩纶由此革职遭遣。而奕则指道光皇帝第七子而当朝光绪帝之生父，时封醇亲王，其为人谦谨，《清史稿》有传。李越缦之《记》虽嫌简略，但相比于《清稗类钞》一类野史来要实诚可靠，更不用说曾孟朴之《孽海花》小说，与历史相隔（“隔”字用王国维语），几全如时下的“戏说”或新编旧题材的文艺影视作品一流，读者万不可上当受骗。这只需对勘一下《涧于日记》就会明白。

    闽江之败，张佩纶被遣戍口外，释还后入李鸿章幕，在当时的天津府邸，时光绪十四年的年末。据他的《日记》，被遣戍口外的次年，即光绪十二年的三月初九，接到家书，他的妻子边氏夫人已于头一天病故，可谓屋漏偏遭连夜雨。他处境之恶、心境之痛是可以想见的；而李鸿章能在这样的关键处收留他，也是难以想象的。于张佩纶说，怎样感恩戴德都不为过。故他的《涧于日记》，凡提及李鸿章，均称“合肥师”，以地望而加之以“天地君亲师”的“师”，那是最崇仰的尊称了。与今日时下到处皆称某老师固非可同日语也。至于张佩纶是如何得到李鸿章爱女李菊耦的芳心，并获李鸿章及夫人赵氏垂爱……《日记》中未见丝毫记载，而“菊耦”的名讳在《日记》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元1889年）正月初五日。这天，恰是李鸿章66岁生日，为避客“效阮傅茶隐，与赵夫人及余、菊耦清谈”。容我借此插一句闲话，即旧时代，凡世家名人（暴发户贪官污吏除外）都不轻易赞扬生日寿诞，称之为“躲生”，可免去送礼宴请等俗套。以愚见，生日是“父忧母难日”（应是唐太宗说过，见《贞观政要》），怎么能大吃大喝以示庆祝呢！起码在有唐一代是没人敢于大操大办生日寿宴之类的。最雅的生日纪念，莫过于以诗、以文、以书画，古代文籍中不乏例证。李鸿章的生日避客，只和夫人、女儿及张佩纶品茗清谈，何等闲雅高致而有逸趣……好了，再回到《涧于日记》。这之后的十二日略记有“与菊耦略话家事……”二十五日则“与菊耦作贺仪，师（指李鸿章）赏《紫缰诗》”。五月端午节那天记曰“自甲申后，余从未能从容过（端）午节也。午后与菊耦清谈良久……”概言之，几无日不记“菊耦”之名，不胜枚举矣。

    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是分阶段而各有标名，如“葆石斋日记”“篑斋日记”“出塞日记”等，唯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1890年）以后则标之为“兰骈馆日记”，以后再未更改过。为什么要称名“兰骈馆日记”？

    张佩纶旧藏有定武本《兰亭帖》，且有阮元手书于道光二十四年的题跋；李菊耦“酷嗜《兰亭》”而家藏神龙本《兰亭帖》乃乾隆三十四年进士王秋坪原藏，帖后有翁方纲手书于嘉庆辛酉长文《神龙兰亭考》，如今合二为一，可谓二美具，弥足珍贵。李鸿章特亲笔书“兰骈馆”三字横额“悬之闺中”，这应为张、李缔姻的明证，也是兹后署名“兰骈馆日记”的缘故。而且再提“菊耦”，往往时称“内人”“内子”，如光绪十八年壬辰四月初三日“晴，午后阴，夜听内人弹琴”；十二月十五日“晴，在兰骈馆半日，与内人茗谈遣闷而已”，不赘举。其夫妇闺房琴书之乐，与宋代赵明诚、李清照相比较，亦不少让。前所举李越缦《日记》之云“戊子十一月七日”以及“张年四十”“幼女年二十”等或有误。但“敏而能诗”一句绝非虚语，从《兰骈馆日记》中不时记有夫妻间相互唱和“联诗”等即可以坐实。所憾恨者，《日记》中只记事而不具录其诗。晚清民初笔记，尝语及李鸿章幼女李菊耦有《绿窗绣草》，应该是她自录存的诗词原稿，惜未见刊刻传世。《孽海花》小说中借张荫桓之口绍介的《基隆》两首七律，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说这诗竟还是张、李联姻的媒介。愚以为，只能视作小说家言，实不足征信。自晚清迄于民初的闺秀诗人不在少，何独遗漏此一家？憾恨之余，只好从《涧于日记》拈出数事，以一窥这位大家闺秀才具背后的卓识之一隅。

    光绪十五年己丑五月二十一日，夫妻俩阅宋人笔记《清波杂志》而及北宋理学家胡瑗的“嫁娶说”，也即今天的所谓“婚姻观”吧。胡瑗的观点是“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菊耦大不以为然，批之曰：

    此矫世之言也，非圣贤之言也。夫其所见似与世之求援系者稍异，然充类尽致则贵家之女将无可嫁之士，而贫士可以乞丐之女为妻矣，岂理也哉！夫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第以防其骄而亡。其妇女平日若教以三从四德，何至入门而骄其尊，傲其夫婿哉！不清其源，治其本，而于姻戚之家斤斤计较其贫富贵贱，所以似高而实陋耳。

    这段话中，只将“三从四德”改为“读书明理”，那么即便放之四海亦称实用。最后，她归总一下，说：“胜之一字，包孕无穷，或其德胜，或其才胜，均可。而娶妇以承宗祧，正宜讲求门第族望，讵可草草！今安定专就势分论之，殆非古人婚嫁之法耳。”

    按，胡瑗，字翼之。以世居安定（今甘肃宁夏一带），随父任官而生于江苏泰州。他以教书为业，讲“明体达用”之学，开宋代理学先声。范仲淹曾力荐，故景祐初，宋仁宗接见于崇政殿。也即是说，他既无官阶级别并亦无职称，乃“白衣对崇政殿”。北宋庆历中振兴太学，朝廷明令以他的教授法为“太学法”。著名的“程朱学派”的程颐对胡瑗礼敬崇仰备至，虽然曾从学于周敦颐，往往称字曰“茂叔”（周字茂叔，号濂溪），而于胡瑗则非“安定先生”不称也。这即菊耦所说“安定专就势分论”，也仍含敬义。胡瑗逝后，宋神宗尝问“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回答道（全文较长，仅录末段）：

    ……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指胡瑗）当宝元、明道间（均为宋仁宗时年号）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圣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可比也。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王安石行“熙宁新政”之际，廷对者不知何人，应为胡瑗弟子无疑。即说明胡瑗逝后，其学术地位无可动摇。唯有这“嫁娶说”遭人诟病，《清波杂志》的著者就在这则笔记的末尾以小字注曰：“ 见老先生言，安定为此说必有谓，岂其男女婚嫁用此说皆得所归而然欤？”表示了怀疑。清代冯班对此说不以为然，见《钝吟杂录》卷一，不具录。似都没能如菊耦之说取道以正，能尽事理，对于今天时俗的婚姻观念也不能不说是很好的参照。

    据《涧于日记》，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初九日，全家促膝品茗闲话，偶及明代永乐朝的旧案。李鸿章认为明成祖朱棣是高丽石贡妃所生，而菊耦断然判为“高皇后所生”。这颇让张佩纶为难，一边是恩师加岳丈，一边是爱妻。不过他的表态也颇有意思：“余曰：皆有据。”

    修于明代天启三年的《南京太常寺志》，有清初朱彝尊的长篇跋文，其中引了明末谈迁的《国榷》及《枣林杂俎》，云孝慈高皇后无子。按《枣林杂俎》义集“彤管”第一则的标目即“孝慈高皇后无子”，文中又明言“石贡妃生成祖文皇帝”云。这应是李鸿章的主要根据。不过，据《太常寺志》，殿中设高皇朱元璋和高皇后的正位，其左边为生子之五妃，右边则仅高丽石贡妃一人。在京郊明十三陵的“长陵”，也即明成祖朱棣的陵墓的陵阙上大书“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明史·成祖纪一》开篇即曰：“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洪武三年封燕王”云云。张佩纶的“皆有据”诚所谓持两端，而菊耦之论，借用近十数年一句时髦话，以正式文件为准，大约不差吧。修《明史》的总裁张廷玉，是清代前期重臣，比朱彝尊年岁要晚三十四年，上面提及的资料文献他不可能没有过目。诚若《涧于日记》所说，“史局初竣，尝质诸总裁。前辈总裁谓：宜依实录之旧”。像这类问题，史家似没有必要避什么讳的。

    同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天朗气清，李鸿章对女儿女婿又有赐赠，是明末渐江和尚的画册，有张芑堂的手书题跋。“午后，与菊耦展旧藏画卷观之。菊耦以法黄石所画《海市图》及诗雄阔可爱。余则以《桃源》一幅为佳，笑曰：吾实畸人，卿其虎女也。”从鉴赏的视点看，虽然是各有偏好，但我们万勿遗忘“细节”的重要，张佩纶以“虎女”界定之，更显其超卓不凡。就在这天的日记中，记载了夫妻俩谈及宋代“烛影斧声”的千古悬案，即宋太祖赵匡胤死后，由其弟赵光义继位，史称宋太宗。是手足情深还是弑兄篡位？要想从传世文献或史籍中找到明确答案实为徒劳，正史之外可资参考的笔记、考证也不在少数，但都无确证。可李菊耦却断言：“太宗直弑耳！”且看她的剖析：

    以《春秋》之法，必书“弑君”明甚。何以言之？《通鉴长编》宋皇后夜召德芳（按，赵德芳为皇子，宋皇后所生），继恩（宫内大太监）以太祖传位晋王（即赵光义）之意素定，乃径趋开封召晋王。王犹豫不行，继恩促之。（皇）后见（晋）王愕然！遽呼“官家”（按，古称皇帝，如《水浒传》就有称“赵官家”的）。据此即见瑕隙。夫太祖果欲立弟，何当时寂无一言？然则帝自遗命立子，而晋王阴结宦官直入，突然夺之孤寡，其后乃以“金匮”之说愚天下耳。宋后之丧不成，德芳、德昭之死，其无兄之迹已不待书而自显，初何烦考《湘山野录》哉！且以湘山之说证之，则是夜帝本无疾，忽焉而崩，尤可疑怪。《谷梁》谓郑伯克段，处心积虑成于杀。太宗本建陈桥之策（按，指公元960年陈桥驿兵变，赵匡胤被拥戴为皇帝建立宋朝），导兄以不臣，旋即报兄以不弟。盖代周之日，兄已显而己尚微故，如商人之让于惠公。及海内小康，威名已立，则弑其兄杀其子而代之，视齐之武成等耳，亦处心积虑而成乎杀者也。宋臣文字缘饰弥缝，使弑兄之罪不彰，均不足据耳。

    有关这一历史积案，自北宋以后就有不少记载和议论。如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第39则，袁文《瓮牖闲评》卷八第10则，释文莹《湘山野录·续录》第15则，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开宝九年》，明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十“金匮之盟”，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不胜举，故亦不具录，因为总觉诸家笔下把捉不定，难于定谳。再细读李菊耦的这一番话，有若庖丁之解牛，令人豁然而通，恍然而悟，遂使千古之迷障豁然开朗，称其卓识，当不为过誉。张佩纶心悦诚服地称许说：“卿竟如老吏断狱，识力甚辣……”要知道，她当年不过23岁的青春女性。

    《涧于日记》最末的《兰骈馆日记》截止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即公元1895年。因有人在京弹劾李鸿章“容留罪臣”之类，李菊耦随夫迁出天津府邸往南京安家，此是后话。她的手稿如《绿窗绣草》，在从南京往上海的旅途中置于随身小箱笼内遭窃，是偷儿误以为有金饰珍宝，时在辛亥那年。这一情节大约是从郑逸梅老先生的笔记中读到过，无从查对，聊备一说而已。李菊耦育有一子一女，其子名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一女即张爱玲笔下文字中常提到的“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