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的台前幕后

    近代史上聚讼纷纭的疑案屡见不鲜，最吸引人的恐怕莫过于戊戌政变的内幕了。这个话题有足够多的理由吸引人们：宫廷斗争、阴谋、告密、逃亡、杀戮，这几个元素组合在一起，足以成为当下拍摄大片的绝佳题材了。其实，不少学界前辈和同仁都曾爬梳材料，对这桩悬案各抒己见；甚至还打过笔墨官司，纷争之中颇见学者认真的态度和执着的精神，不失为近年来史学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话说回来，这场政变留下的直接证据毕竟太少了。慈禧、光绪帝、荣禄等关键人物没有留下丝毫的明证，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等当事人的解释又各有隐衷，真伪参半，使得人们对政变内幕及有关细节的认识很难一致。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总能激起人们解谜的兴趣。

    马勇先生在今年１１月７日《中华读书报》发表《袁世凯“有密未告”》一文，重申了以往流行的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囚禁、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的说法“只是传言，不是历史”，强调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慈禧宣布训政并不是袁世凯告密引发的。这种观点并非毫无根据，学界也有不少认同。不过，马勇先生在解读文献的过程中，也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解读材料时的主观倾向虽难以完全克服，但是，力求客观的宗旨理应坚持。有鉴于此，这里接着马勇先生的话题略谈自己的几点浅见。

    政变的起因

    研究到了今天，有关戊戌政变的基本情况大致已经很清晰了。总体上说，1898年９月２１日慈禧通过训政的形式发动政变，并非袁世凯告密的结果。理由很简单，在9月13日袁世凯奉旨来京之前，以推动慈禧出来“训政”为形式的政变活动已经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策划阶段。当时，能够掌控和影响局势发展的力量，既不是光绪皇帝和康梁等新党人物，也不是拥有一定兵权的袁世凯，而是始终控制全局的慈禧、荣禄等权贵势力。

    尽管慈禧“训政”也是一次宫廷政变，但比起中国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等充满玄机、血腥和骨肉相残的政变，还算平和。毕竟，慈禧、光绪母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远没有到剑拔弩张的白热化程度；况且母慈子孝的传统伦理仍然制约着权力斗争的形式。退一步说，即使双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孱懦的光绪皇帝也不是当政几十年的慈禧太后的对手，很难想象他会有与太后分庭抗礼的胆略和力量。这正是慈禧能够轻易用“训政”的形式，便将皇帝控制起来的原因。

    谈到戊戌政变，论者以往都是毫不迟疑地加以否定，因为政变推翻了光绪新政，守旧势力反攻倒算，中国历史出现了倒退。这种判断大致是不错的。但是，在分析政变发生的原因时，人们很容易忽略光绪帝和新党人物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笼统地以守旧势力的阻挠解释新政推行的失败是没有说服力的。应该看到，慈禧采取训政这种比较体面的形式，将交给光绪的权力再一次收回来，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官员的支持。

    1898年8、9月间，光绪帝与朝臣之间矛盾激化，导致罢黜礼部六堂官、超擢军机四卿等政治事件发生。以往论者常常是从包括军机大臣在内的守旧大臣阻挠新政的角度解释问题。其实，由于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年轻的皇帝求治心切，从身边大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守旧”的一面，君臣之间产生嫌隙。从6月新政开始之时，光绪帝便认为“盈廷皆守旧”，军机大臣每天召见时动辄遭到诮责，君臣之间日益缺乏信任。对于皇帝的新政举措，军机大臣往往态度冷漠，或者说不懂，或者说未办过，推辞敷衍。一心趋新的光绪帝终日与他认为“守旧”的廷臣为伍，其焦躁烦闷的心态可想而知。

    震惊朝野的罢黜礼部六堂官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8月中旬，礼部主事王照响应光绪帝允许官员士民上书言事的谕旨，递上奏折，请求堂官代递，不料遭到拖延和拒绝，9月4日光绪帝愤怒之下，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位满汉堂官“即行革职”，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示激励。这次事件多少也有新、旧之争的色彩，以往给予的正面评价很多。其实，从当时行政运作的层面看，光绪帝的这个决定太不理性，简直就是冲动。一道谕旨就把六位尚书、侍郎同时罢官，这在有清一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抛开政见偏见和各类评价的影响，单纯从政务运作的层面考虑，也是欠妥的。也许皇帝有杀一儆百之意，但没有考虑负面效果。从现有的材料看，六堂官中除了许应骙与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有过节，可以纳入新旧冲突的范围，其他五人与其他部院大臣比，思想到底有多么旧，也都很难证明。仅仅因为对属员的奏折有不同看法而没有及时代递，便丢官罢职，不免惩罚过重。

    同时，光绪帝又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同时裁去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和河道总督。裁撤京师的闲散衙门，导致数千人的生计突然没有了着落，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平日在这些闲曹冷署苦熬的官员的升迁出路，当时士林舆论产生的怨气和抵触是可以想象的，这种负面效应对那些开始支持新政的官员来说，产生思想上的动摇也是在所难免的。

    总之，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和威胁的官员很快集结起来，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挑战皇帝的权威，并最终策划出太后“训政”的形式来中止新政。就此看来，政变的发生有一定的必然性，并非一起偶发事件，与光绪帝和新党的政策失误有很大关系。

    杨崇伊上疏的意义

    策划慈禧出来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参加者包括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杨崇伊等部分言官。这部分人，在这个特定时期被称为后党是毫不为过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政治目标就是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来达到制止皇帝偏离轨道的新政。在他们看来，康有为固然是“罪魁祸首”，但是，光绪帝对康、梁偏听偏信，军机大臣也束手无策，已经非太后出面不能扭转局面了。于是，9月初，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频繁往返于京津之间，在慈禧与荣禄之间奔走联络，商议对策，而最终出面打头阵的是御史杨崇伊。据说，杨崇伊本来请军机大臣廖寿恒、王文韶出面商议太后训政之事，但二人皆不敢接受，他才前往天津，与荣禄定策的。9月18日，杨崇伊请求皇太后训政并参劾新党莠言乱政的奏折，通过庆王代呈慈禧。茅海建教授根据档案材料，精确地考证出慈禧决定离开颐和园是这天晚上8点半至9点钟之间。这是她收到杨氏奏折后立刻作出的决定。

    很多研究者认为慈禧因接到杨崇伊的上疏才决定训政的，这恐怕是表面看法。立山、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往天津与荣禄密谋，慈禧是知情的，采取“训政”的办法，也是她授意和认可的。杨崇伊的奏折总计只有500多字，慈禧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仅仅因见到这数百字的条陈，便作出训政的重大决定。要知道，政治经验丰富的慈禧完全知道如何操纵言官来为自己的决策服务。可以说，杨崇伊上疏，与其说它是慈禧训政的导火线，不如说它是后党决定开始行动发出的信号。

    慈禧在9月18日决定回宫，是因为她已获知20日光绪帝将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当时盛传皇帝要聘请这位离任的前日本政要做顾问，辅助新政，甚至有官员上书建议。在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慈禧对皇帝是否会再一次做出越格的事情，实在没有充分的把握，只有亲自回宫坐镇，才能让她放心。可以断定，慈禧不仅决定19日回宫，同时也认为宣布训政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20日伊藤觐见光绪帝的外事活动一经结束，第二天便宣布训政，并下密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很显然，宣布训政与逮捕康有为的决策不是临时决定的，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杨崇伊上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而已。

    袁世凯的上场

    就在荣禄、庆王等人密谋策划慈禧训政的同时，康梁等新党人物也在积极活动，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虽然他们对后党的确切计划不甚了了，但他们确实预感到了危急。一般认为，这时他们想到了联络军事力量，在关键时刻保卫皇帝，甚至不惜发动军事政变以捍卫新政的成果。这种说法大有可疑之处。两手空空的书生，甚至连见到皇帝的机会都没有，单凭一种忠诚的信念，就敢为皇帝设计充满风险的反击方案，听起来多少有些匪夷所思。就算康、梁受到历史经验的启示，有勇气想到这一点，也缺乏现实的可行性。直到袁世凯的出现，才使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的现场出现很晚，直到百日维新将近尾声时才跃入人们的视线，此前他显得很边缘。他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并不像康有为所说，是康把他拉入进来的。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里说，光绪帝推行新政期间，大胆破格用人，通时务的新学人才，一经廷臣保荐，立刻予以提升。这种情况令热衷功名的袁世凯蠢蠢欲动，于是派他的挚友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入京活动，转托深受皇帝信任的内阁学士徐致靖密保。不甘寂寞的袁世凯便是通过这个途径与康有为发生了联系，并卷入政争的漩涡中。

    康有为后来特别强调袁世凯参加强学会的历史渊源和主张变法的立场，这一点没有错，可以视为他可以笼络袁的理由。但是，当时康、袁重建联系的环节，却是康有为替徐致靖草拟保举袁世凯的奏折这件事。徐致靖是戊戌变法时期最受光绪皇帝信任的朝臣之一，奏请明定国是、举荐康有为等新党人物，都是通过他上书实现的。找徐保荐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为此，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亲自到小站会晤袁世凯，并达成默契。9月11日，徐致靖上疏保荐袁世凯，盛赞袁世凯当年驻朝鲜期间，统帅兵旅，谋勇智略，编练新军，卓有成绩，然官卑权轻，呼应不灵，建议光绪帝特予召见，并破格擢升，使之扩大练兵规模，能够独当一面。殊不知这个奏折正是由康有为代为起草的，康也由此与袁世凯发生了联系。

    光绪帝见到徐致靖的奏折，当即发出上谕，致电荣禄，通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后，大为欣赏，发布上谕称袁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特令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据说袁世凯当初的期望并不高，希望借此官升一阶即可，没想到竟然被超擢以侍郎候补，自然出乎意料。袁对于康、徐合作举荐自己的内幕完全知情，并写信给康有为表答谢意，康自然也把自己视为袁的恩人了。

    康有为在政变后反复强调自己草拟的奏疏中隐含深意，是为了替皇帝物色一支听命自己的军队将领。实际上，光绪帝当时不可能按照康的思路处理政务。在皇帝的眼里，袁世凯与刚刚任命为军机四卿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乃至王照、康有为一样，都是“英勇通达之人”，他破格提拔袁世凯，只是为了重用新政人才，恐怕不会有借此控制兵力的隐衷。康有为则通过代拟保折，取得了袁的好感，达到联络同道、广结人才的目的，毕竟袁世凯也是当时公认的干才。但是，如果说从一开始康氏便欲依靠袁世凯有所图谋，实在有些讲不通。因为现实中缺乏可以依托的硬条件，直到这个条件出现，才促使康有为做出了依靠袁世凯“围园”的惊天密谋。这个条件就是光绪帝发出的“密诏”。

    都是“密诏”惹的祸

    政变发生前六天，即9月15日，光绪帝交给杨锐一道“密诏”，这个节点至关重要，随后出现的一幕幕惊险的活剧，皆因此而起。可惜，人们对它的认识似乎还不够深刻。就是这个“密诏”，激发了康有为铤而走险的决心，并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与光绪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同样，也让袁世凯成为了百口莫辩的人物。

    9月14日光绪帝抵达颐和园，因为罢黜礼部堂官等事受到慈禧的严厉斥责，光绪帝想开懋勤殿、选人专预新政的想法也遭到驳斥。第二天，惊恐、无奈的光绪帝，召见了军机章京杨锐，并给了杨锐一道密诏。这道密诏说了几层意思：第一，“朕”感到太后好像不愿将法尽变，也不愿把那些老迈昏庸的大臣罢黜，而任用通达英勇之人，让他们参与新政，以为这样会失去人心。第二，太后认为将礼部六堂官革职办得太重了。现在若想再尽变旧法，罢黜那些昏聩大臣，“朕之权力”实有不足；如果这样，“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第三，有何良策，既能尽变旧法、罢黜老谬昏庸大臣、任用英达之士执政，而又“不拂”慈圣之意？如果有，可写成奏折由军机大臣代呈上来。光绪还明确指示让“新政诸人”共同商议。从这道谕旨的内容看，很难说有对太后不敬的地方，反倒看出光绪皇帝既要推行新政又怕慈禧不满的矛盾心情。考虑到光绪帝身边没有亲信臣僚，与军机大臣的关系也很紧张，其孤立处境可以想见，他能鼓起勇气，找来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商议对策，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问题在于，下达密诏并非正常的行政办法，尤其是在慈禧的眼皮底下，这样做是慈禧绝对不能容忍的，更何况，康有为自作聪明，居然利用皇帝“朕位且不能保”的感叹，张大其词，用做劝说袁世凯“围园”的依据，其结果，直接将光绪皇帝陷入了参与“逆谋”的嫌疑中。

    军机四卿中杨锐、刘光第与康有为的关系并不密切，林旭、谭嗣同则与康、梁往还密切。对于光绪帝的朱笔密诏，杨锐的心情肯定不会平静，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由于材料的缺乏，现在很难知道杨锐是怎样处理的，可以肯定的是，直到9月18日，他才将朱谕的抄件交给林旭，康、梁很快看到了这道密诏，于是出现了当日晚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一幕。

    不可否认，康有为等人利用光绪帝密诏为幌子，劝说袁世凯“围园”的鲁莽举动，埋下了危险的种子。慈禧训政后，军机四卿批阅奏折的权力被剥夺，可仍照常入内办公。直到传递密诏的情形暴露后，才遭到逮捕。显然，一切的因由都是光绪帝下达的那道密诏。

    告密者的角色

    虽然说百日维新也曾颇具声势，冲击了旧的政治秩序，但是，就全局而言，掌控局势的始终是后党势力。身在颐和园的慈禧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盘算着应对办法，从来没有失去对形势的控制。满朝文武官员更是惟太后马首是瞻，虽不敢公然违抗光绪的旨意，却无人怀疑慈禧的最高地位。因此，慈禧重新出山，虽然也经过了幕后策划，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阻力。可以肯定地说，政变发生与袁世凯没有关系。

    但是，袁世凯的告密却是不容置疑的。最终将康、梁“围园”的密谋和盘端出的毕竟是袁世凯。不管他是主动告密，还是被迫交代，光绪帝处境的恶化、六君子死难都是告密的直接后果。用他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这笔账恐怕还得记在袁世凯头上。也许当时情况下，他很是无奈，别无选择，但事实就是事实。

    马勇先生认为袁世凯“有密未告”，原因之一是引用的文献依据多是袁世凯本人的《戊戌纪略》，虽然文中没有交代，但熟悉材料的人都可看得出。当事人的记述难免一面之词，今人似不可偏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