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梁实秋的莎译、莎评

    中西文化深度对接的今天，被誉为伊利莎白王冠上的明珠，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最高文学成就的莎士比亚，作为戏剧天才和文学巨子，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读者在领略这座瑰丽高峰和宏伟精神迷宫的同时，也接受了诸多历史名人对其作出的崇高评价。莎士比亚从英伦三岛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歌德的推介功劳至大。而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国化的过程中，几代中国文化人筚路蓝缕、薪尽火传，林纾、田汉、朱生豪、曹未风、曹禺等人的名字与莎剧中国化息息相关。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粱实秋对译介莎士比亚戏剧的贡献曾一度被抛入了迷蒙的历史烟尘中，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梁译《莎士比亚全集》在大陆的出版，及诸多有关梁译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推出，这个缺憾终于得以填补。而梁实秋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所写就的二十几篇莎评文章，或许是历时性因素之故，在普遍求新求变的学术格局之下，往往被视为守旧落伍的对象，未得到系统的梳理和公正的评价，这在“莎学”业已成为系统性学问的学术生产机制之中，可说是一个空白点。因此，李伟昉的《梁实秋莎评研究》堪称一部填补空白之作。

    《梁实秋莎评研究》力避为新而新的姿态以及术语轰炸的学术操作，而是选取了还原历史语境的思路以及建立在扎实文献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方法。全书内容可分为五个重要板块。其一是讨论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视野下的莎士比亚批评的流变；其二是梳理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接受史，并充分讲述梁实秋从事莎著翻译的缘起；其三是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文学观的主体内容，厘清其理论话语的原点；四是梁实秋莎评研究的内容及特色，对其译序和研究文章分别剖析，并综合考量其学术地位；五是梁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话语特色，与朱生豪译本展开对比，总结其立足于“信”并兼顾雅正的翻译风格。

    按照美国批评家、耶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布鲁姆的判断，一切阅读都是误读，总归是一种异延行为。若将其观点诉诸于近现代之交西方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就会发现，莎士比亚作品所遭遇的误读即使不是最严重的，也是其中之一。至上世纪30年代，莎剧的权威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作者以此为根据，将30年代确定为分界线，从而将莎士比亚的接受史分为两个时段加以评述，涉及到翻译、演出和评论这三个层面，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各个时期不同人们所做的工作和多重诉求。比如胡适的由反归正，华丽转身；比如王国维的开阔视野及一以贯之的谨严肃正；还有就是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期间，顺道写了几篇杂文讽刺其罔顾强敌环伺，安然钻进莎士比亚的故纸堆之中，“恨屋及屋”之下，莎士比亚这位文学大师跟着遭了殃。汇总之后，读者就会发现，莎士比亚这位西方文学大师，在其中国化的历程中，搅动了诸多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内翘楚们内心的湖水。另一方面，在评述这些误读上，专著的作者持着钱穆先生所言的对历史保持敬意的态度，抛却了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最大可能地还原了当时的话语原貌，体现出学术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品格。

    系统翻译并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这一任务为何落在了梁实秋的肩上，后人不免为此而设问。毕竟在1931年，由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基金会成立后，受聘担负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任务的有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五人。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考察梁实秋本人的特殊人生经历，包括他的家学熏陶、清华读书及海外留学的阅历，更关键的是必须落定到他的文艺观之中，方能充分的考量这一历史偶然性。如此一来，《梁实秋莎评研究》系统探究其文学观念乃水到渠成之事。作者在相关专章中清晰地爬梳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路线。作为“新月派”的理论旗手，梁实秋恪守着古典主义的立场，移植并修正了其老师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因论战而“声名在外”的他，那独特的“人性论”只是其思想学说的显目部分而已，他对道德的强调，和谐均衡的美学观，皆是其思想主干上延展而出的不同枝蔓。让人称奇的是，在“善变”的现代文艺思潮的潮落潮涨中，梁实秋始终保持着其理论的“不变”，他的这种思想的独立性对我们理解其学术的独立性有着极大的帮助。当然，专著作者在评价这个问题时，既避免了长期以来因封闭的意识形态而来的先验否定，也没有因为极左话语机制遭遇解构而急速转向极右，而是结合百年文艺思潮的流变，给以公允的评价，从而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

    专著的最后部分展开的是对梁译莎士比亚全集风格之把握。在中国莎剧翻译史上，朱生豪与梁实秋可谓双峰并峙。作为奇才的朱生豪先生英年早逝而未竟全集，殊为可惜。而梁实秋则是完成莎剧全集翻译的第一人，其求真求顺的翻译策略，以及立于“信”的立场，最大限度上保持了对原著的忠实。现代中国投入西洋名著翻译者不少，翻译理念却大不相同。若以信、达、雅作为三条标准，则信与雅常常无法兼得，大师级的文学家兼翻译家林语堂就有“屈信以全雅”的倾向，部分译作韵律十足，朗朗上口，有时却与原意大有出入。梁实秋以“就信”为原则，有时宁可“舍雅”而“就信”。众所周知，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再版了300余次，创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发行的最高纪录。一个把中文运用到近乎出神入化的人在翻译莎士比亚时竟会如此选择朴拙的文风，岂不是他有意而为之！专著中，作者给出大量例证，对比朱译与梁译间不同的话语特色，并提炼出粱译的独特风格情调，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框架内给予梁译以极高的也是应得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