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胡适

    “博士”掌故

    据说胡适那“半部书”《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初版发行时封面上赫然印着“胡适博士著”。而胡适本人对打着“博士”招牌招徕观众的做法颇为不满，后来又改作“胡适著”。近百年过去，《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初版本几乎不可寻觅，而后来的十几次再版本的封面上都没有“博士”头衔，也就无从对证封面上的称谓与标注。就笔者所见到的十余种再版本而言，只有1927、1928年的第十三版与第十四版以及1932年“国难后一版”的书内扉页上印着“胡适博士著”字样。其余的再版本并没有看到“博士”广告。是当年本来就有修正，还是因年代久远扉页有所缺损，其间因由并非一两句话就说得清楚。

    有人说，可能标注着“博士”头衔的出版物只是交付胡适本人校阅的样本，经其修改之后，正式发行时已删去。还有人说，标注着“博士”头衔的可能只是胡适在北大授课时的内部讲义本。然而，当年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初版本尚不可寻，更何况只是内部使用的讲义本呢？当然，这并不是阅读和研究这本著名的“半部书”的必修课，《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再版量之大足以让后世读者方便购读；其内容之重要、见解之独特，才是研读此书的应有之义。

    版权页上的“二册”  

    事实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自1919年2月出版以来，以其“截断众流”的理论创见与学术魄力，迅即获得海内外学界及读者的好评，再版数十次之多。此书被誉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然而这部中国学术史上的开山之作事实上只是“上古”时代哲学史，即先秦诸子时代哲学史，“中古”及近世哲学史并未囊括其中。虽然这“半部”哲学史，也足以代表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方面的治学功底与眼光；但这部未完的哲学史留给读者的毕竟有收获也有遗憾。因为无法“一以贯之”的梳理中国上古、中古与近世哲学变迁与发展脉络，这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始终有不能完璧、难窥全豹之憾，甚至于连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都还算不上。

    蔡元培亲撰《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序言中提到，“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然而，胡适生前却一直没有出版过《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中古”与“近世”部分。如今胡适已逝世五十周年，仍然未能看到那另半部哲学史的踪影。早在1929年10月，也即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再版十四次之后，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丛书第二集辑入这已畅销十年的半部哲学史，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大有撇清“半部”之意。或许，自1958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亲自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再行改订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之后，是要将这“半部书”彻底改订为一部单行本，了却多年未曾续完之憾罢。

    多次查证“博士”标注的封面与扉页之余，我转向曾多次查看过的“版权页”，即书的封底，发现这半部哲学史从1919年2月初版以来到“1932年国难后一版”共计达十六版之多的出版周期之内，版权页上赫然印着“中国哲学史大纲二册”字样。这一册“卷上”出版发行已达14年之久，为什么始终在版权页上标明为“二册”？难道，胡适的写作计划中，或者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中，始终在等待着胡适的另半部哲学史的完稿？换句话说，可能无论是胡适本人，还是商务印书馆的预期中，另半部哲学史的完稿指日可待。

    按照胡适在卷上“凡例”中所言，另半部哲学史的完稿似乎也不困难。他写道，本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古代哲学，自为一册。中卷述中古哲学，下卷述近世哲学，合为一册。看来，版权页上的“二册”字样，就是在等待着这合为一册的“中下”两卷。直到1935年5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为“大学丛书”再次被商务印书馆以“大学教本”形式推出之后，版权页上的信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二册”的字样改为“一册”。这是否又可以说明，原本顺理成章的“中下”两卷，可能已经无法再续完稿，半部中国哲学史就此定案？

    卷中讲义本疑案

    然而，根据现存的胡适部分日记和手稿等资料统计，他本人确曾在北大续写过《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而且还讲授过这部中古哲学史的内容。（作为“卷下”的近世哲学形成过纲要，但没有明确纳入过《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写作框架之中）这部分内容形成过一个北大内部发行的“讲义本”，只不过已经颇为难得而已。按照楼宇烈“胡适的中古思想家史研究述评”一文中的记述，这一册“讲义本”被认为“今已不可得”。 

    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1919年内记载：“今年在北大开的‘中古哲学史’一课，编有讲义。七章：第一章，泛论；第二章，道家；第三章，淮南子；第四章，董仲舒；第五章，‘道士派的儒学’；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并注明有“北大出版部铅印本”。“北大出版部铅印本”，其实就是供北大师生内部使用的这个“讲义本”。这个“讲义本”没有公开出版过，只是其第七章中的一部分，后来以《王充的论衡》为题发表在《现代学生》（四卷六八九期）上，后又收入黄晖著《论衡校释》一书的附编四。1962年，胡适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印本《淮南王书》所作的“序”（手稿）中也提到此事，说：“黄晖先生的《论衡校释》附录的一篇《王充》是我在民国八年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的一部分，不是我在十九年写的《中古思想史长编》的一部分”。

    那么，经胡颂平记载、胡适本人提到的这个“讲义本”究竟有何特色？由于国内至今没有发现这个“讲义本”，其内容只能通过零星的年谱、日记、传记等文献资料，予以摸索与揣测而已。上个世纪60年代，由台湾胡适纪念馆编印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手稿本）》、《中国中古思想小史（手稿本）》、《淮南王书》等，就约略给出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就是“讲义本”后来发展出来的学术思路与成果。

    据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的自传》的记载，胡适在其晚年的口述自传中曾说：“我在过去三十多年虽然没有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续集，但我仍然写了若干专著，其中好几种也都是以专书形式问世的。例如我对《淮南子》的研究就有四万多字（指1931年出版的《淮南王书》）。《淮南子》是道家哲学中的巅峰著作之一。”可以看到，胡适后来出版的各类“专书”，可能就是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部分内容的拓展与修订，其中古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都是从“讲义本”中抽取演绎，并进一步发展成“专书”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对于研究胡适学术思想，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哲学史研究成果，颇具“活化石”意义。然而，随着《胡适文集》与《胡适全集》等一系列大型丛书的出版，我们却始终没能看到承载着大量第一手信息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

    卷中讲义本真容  

    笔者近日觅得这个“讲义本”，终有机会拂去疑云。这是一册线装铅印的本子，全本共约为五万四千字。值得注意的是版心处印有“汉代的哲学”、“胡适编”字样，这的确是部未完稿；因为胡适后来拟行的“中古哲学史”重编计划，是囊括两汉、魏晋、六朝、唐宋时期的，而非仅有汉代部分。

    按照胡适1922年3月2日的日记记载，“拟重编《中古哲学史》，拟分两部，六篇：部甲，两汉魏晋。篇一，道家的成立；篇二，新儒教的成立；篇三，自然主义的发展。部乙，六朝唐（印度化的时期）。篇一，输入时期；篇二，分宗时期；篇三，革命时期。”这册“讲义本”显然就是胡适1919年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所讲中古哲学史前半部分。

    从讲义的篇目来看，是符合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的记载的，共计七章，但整本讲义随讲随编痕迹明显，与纲举目张、条款清晰的出版物还是有着明显区别。各章内容中数量极多的“文中注”也体现了“讲义本”的实用功能，其指导学生参照学习的意图明确，而并非按照中规中矩的学术规范来写。这体现着授课者胡适本人的学术考量与材料取舍，为学生明确指出了版本优劣，可用与不可用。

    值得一提的是，新发现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还有大量校改、注释及补正批注。从批注内容来看，其对“讲义本”的熟悉程度与思考深度，均接近于著者本人。是否即是胡适本人的批注，抑或当年胡适同道友人的手迹，还均有待进一步考证。

    在阅读第六章“迷信与科学”时，看到篇名下用括号注明：这一章是原稿所没有的。匆匆加入、后当修正。后来意识到，这篇文章不但是胡适“科学人生观”的思想雏形，而且是后世所谓“科学与伪科学”之争的始作俑者。在仔细研读全章内容之后，篇名注明中所提到的“原稿”又再度引起了我的注意。所谓“原稿”，是否即是卷中讲义本的手稿？经查证，上海博物馆还的确藏有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胡适手稿，只不过只有前五章的内容，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确实是没有的。

    如果说第七章中的一部分，后来还约略可以看到一些改编之后的内容；如发表在《现代学生》（四卷六八九期）上的《王充的论衡》，黄晖著《论衡校释》一书的附编四等。那么，第六章“迷信与科学”则是独一无二的胡适佚文。如果说手稿本体现的是作者写作过程中的思维进程，那么手稿本中也未曾有过的篇目，在讲义本中却临时加入、即兴讲授，这又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是胡博士的才性使然，讲出来的哲学史不同于写出来的哲学史，一生践行的哲学史当然不可作“闭门造史”观。这是胡适一个人的哲学史，也是卷中讲义本的魅力所在。

    今年适值胡适逝世50周年，这本近百年前的北大讲义本浮出水面。“迷信与科学”一章阅毕，一个如胡适这般坚定的科学主义者绝不会以“机缘”来搪塞世事的种种变迁与规律。无论如何，《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发现都意义重大。这不但将为胡适研究及新文化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将为我们重新清理与定位汉代以来的中古思想及哲学史开启新的视野。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整理出版将与读者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卷上”一道勾勒出线条更为明晰的胡适思想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