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寻常事”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春日气候温和，园中之树，花叶并放，而桃李尤为艳丽。田间之草，萌芽尽发，而麦豆等尤为畅茂。实一年中风景最佳之候也。在动物则燕雀之类，鸣声婉转可听，蛙蛇等之冬眠者，均启蛰而出。昆虫之卵及蛹亦乘时蠢动。或为幼虫嗜食嫩叶，或为成虫飞舞花间，如蚜虫及蝶是矣。

    以上文字选自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第12课《春之风景》，意境很美，读来韵味十足。若不说其出处，很难想见竟出自科学教科书中。这样优美的科学课文，在当时乃至今日的科学教科书中也不多见。此套科学教科书的编著者，正是杜亚泉先生。

    杜亚泉生平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会稽(今属浙江上虞)人。16岁中秀才，21岁肄业于崇文书院。后转学数学，由数学入手学习科学，得科学之要领。

    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教员。

    1900年秋到上海，创办中国近代首家私立科技大学——亚泉学馆。同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半月刊。

    1903年，返绍兴与人创立越郡公学。翌年秋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并兼《东方杂志》主编。

    1920年辞去《东方杂志》主编兼职，专任商务印书馆理化部主任。

    1924年，出资在上海创办新中华学院，并任教。两年后停办。

    1932年，淞沪战役中，他的寓所与商务印书馆俱被焚毁，全家回乡避难。

    1933年12月6日在家乡逝世。

    对我国早期科学教科书编写的贡献

    杜亚泉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二十八年之久。除以上《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外，还编写了《简易格致课本》、《最新格致教科书》、《新学制自然教科书》、《物理新教科书》、《化学新教科书》、《农学新教科书》、《中等学校教科书有机化学》等科学教科书。主持翻译了《普通化学》、《普通质学》、《普通矿物学》、《普通植物学》、《普通动物学》、《普通生物学》等多部西方科学科教书。据后来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王云五介绍：杜亚泉“编著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百数十种”，其中有相当数量是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初期所出理科教科书及科学书籍，大半出于先生手笔”。

    从严格意义上说，《简易格致课本》应该是我国自编的第一套小学科学教材。1902年前，我国科学教科书几乎全部译自国外，尤其在甲午海战后，新式学堂内所用教科书悉自日本而来。这些译书虽然满足了一时之需，但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国情。杜亚泉结合我国实际，吸收了国外科学教科书之长，最早实践并编写我国科学教科书，根据我国春夏秋冬之气候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让科学教学更加简单易行，更加贴近我国的实际。

    杜亚泉在编著内容时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在内容组织上，由儿童身边常见事物各种浅近知识，再到声光化电等抽象，从个别的事物到一些普遍的规律。抛弃了传统经学教材中的以内容为中心，大胆革新，更加贴近儿童生活，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使得教育更具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感。为我国早期科学教科书的建设摸索了很多成功经验。

    传播科学，启发民智

    杜亚泉青年时期正值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入侵，当时国内人民生活十分凄苦。举国上下变法图强的思潮十分高涨，杜亚泉认为传统的经学救不了中国，必须以“科学救国”。所以他转学数学和科学，并立志传播科学、启发民智。

    在出任绍兴中西学堂教员期间，他一边教学，一边学习西方科学，在教学之余，时常携带器具药品，到市场、名胜等大众聚集之处做科学实验表演，使老百姓能“惊眩变化之奇妙，增长事物之智识，响慕学问之旨趣，藉以为开通风气之助”，他认为这是“开民智之良法”。

    后来他进入商务印书馆，走上了编译科学书籍之路，这也为他传播科学、启发民智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天地。通过《东方杂志》，最先把元素周期表、氩镭等新元素的发现研究、拉马克的“用尽废退”学说等引入我国。通过教科书，把达尔文进化论、地质世纪年表等科学知识，更加深入、广泛地传播到民众之中。这些都对西方科学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杜亚泉并不是科学家，但是他对我国早期的科学普及以及科学启蒙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是一般科学家所不能企及的。

    对科学的本质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在传播科学、启发民智的同时，作为一名科学教育者，杜亚泉对科学本身也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由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展而来，强调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如果将生物进化论完全应用于阐释人类社会，将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使人的竞争欲望强烈，物质欲昂进，社会陷入极度的物质欲望时代，最终使得人的道德沦丧和品质堕落。基于此，他认为科学只是一种形而下的文明，好比我们现在所说的一把“双刃剑”，必须要有一种能够把控它的思想精神，否则科学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在科学之上，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作为调剂西方科学的良方，特别主张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克服西方社会的弊病，“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

    在当时倡导“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已被抬到了很高的位置。而杜亚泉却以一种极其冷静而理性的态度对科学的本质进行深入的剖析，既看到了科学的功利一面，也看到了它的弊端，他已经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对科学的理解和我们今天对科学本质的阐述非常契合。

    在对待科学与我国传统文化关系上，杜亚泉没有一味地去否定和摒弃传统文化。相反，他认为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可取之处，可以作为科学文明的很好补充与调剂。他的观点虽然在当时遭到了病垢与批判，可是在今天看来，却是那么地可贵而有意义。

    兴办教育，培养科技人才

    在编译科学书籍的同时，杜亚泉还兴办教育，培养社会所需的科技人才，这些也是他“科学救国”理想的一部分。早年他与蔡元培在绍兴办中西学堂，后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1902年，应浙江南浔庞清臣之邀出任浔溪公学校长。1903年，又与绍兴文化教育界人士王子余、寿孝天、宗能述等创办越郡公学；在任绍兴七县同乡会议长期间，还办了三所小学。这些办学活动多因经费不济等原因而未能持久，有的存在时间很短。但他办学之志，始终未泯。1924年，杜亚泉终于在上海自费创办了新中华学院，培养从事科学、实业人才。他自己及子侄均在此任教，并自任训导之责。虽然因之耽搁了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时间，被扣减薪水，也不介意。他深恶社会学风之颓靡，办学理念力主“敦朴”，鼓励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去，从事教育及农村合作事业。当时有些学生想到美国去，他颇为担忧，他说他并不是反对他们去美国学习，只怕他们学成回来为洋人做事。他还很关心学生的健康，自掏腰包，嘱咐厨师给学生增加伙食。这样办学两年半下来，斥资八千余元，家中积蓄尽罄所有，他原有的商务股票也全部出售，仍不足敷，终负债二三千元，学校最后也只好停办。 

    1932年1月，日本占领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日本的炮火焚毁，杜亚泉的寓所同时遭灾，他只得率全家回乡避难，变卖家产度日。然而他对科学教育的热情，并未因此而受挫。在乡间，他自费创办了“千秋出版社”，聘用离馆的旧同事和两个侄子，拖着老迈的身体，继续从事科学书籍的编著工作。他宁肯不添置必须的衣物，将“商务”发给的遣散费四百余元，悉数购买参考书籍。在一年多时间里，完成了七十余万字的《小学自然科辞书》的编撰。此书收录小学自然科学教材所必须的词汇两千余条，包括天文、气象、物理、化学、矿物、医学、动物、植物、化工、农业、建筑、食品等二十三类，对于补充小学自然教师的科学知识，裨益甚大。此书在他去世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也是他贡献于社会的最后一部著作。

    由于操劳过度，杜亚泉终于病倒，1933年秋患上了肋膜炎。在病中他仍没有停止对科学教育事业的关注与思考。因思虑过度，彻底不眠，导致病情加重，于12月6日去世。杜亚泉本无财产积蓄，“平时卖文所入，除供简单生活费用外，悉捐作教育公益费，因此身后萧条，无分文遗产”。病重时无钱医治，死后借棺入殓。

    可以说，杜亚泉先生为了科学教育事业终其一生。斯人已去，但他所编著的书籍仍在校园里滋养着一批批的学子。正如他的友人为其赋的诗中所云：“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这其实也是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