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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10月24日 星期三

    争议

    马悦然逃离“利益门” 安东与安娜各自表述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0月24日   04 版)
    “他也需要认识到,不开心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乱发电子邮件。” ——面对电脑,手抓鼠标,食指轻抬,随时准备按下左键的马悦然。 刘沙摄影,陈文芬供图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昨日斯德哥尔摩多云,气温只有五摄氏度,十七度的上海显然温暖许多。88岁的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已经逃离了斯堪的纳维亚,与太太陈文芬一起,来到中国避寒。由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莫言,马院士夫妇受到了中国读者和媒体的热烈欢迎。

        但是——

        “安东某某”复信读书报

        一场名为“javsanklagelserna”(利益冲突)、针对马悦然的舆论寒流,在上周中席卷了斯京。瑞典电视台(SVT,瑞视)文化记者安东·古斯塔夫松(Anton Gustavsson)率先报道,马院士不仅为莫言向诺贝尔委员会的评委们游说,更在他获奖后将本人所译莫言作品结为一册——《透明的[红]萝卜》(Den genomskinliga moroten)付诸出版,有不当得利之嫌,既违反学院规程,又使人对今年大奖的成色生出疑问。

        学院有关利益冲突的规章极为严格,院士但有丝毫可能的关联,便须彻底回避于评奖进程之外。

        即将为马悦然出版此书的鹤书局(Tranan)也向瑞视透露,由于莫言是新科诺贝尔奖得主,因此翻译稿酬可由马悦然开价。

        多家瑞典媒体随即跟进报道,马悦然深感受辱,盛怒之下连续修书,发至相关记者和编辑的电子信箱。其中一封写道:

        “瑞典电视台文化部决定动手挖掘利益冲突的丑闻时,显然已经一头撞入黑暗。我给他们送了信,指了路,各位才能在早餐桌上与他们再见。下一次他们决定摸黑探险的时候,应该弄几副更好的眼镜,或找些更强力的手电筒。如果瑞典电视台的文化部都是安东某某这种白痴……如果我们老搞这种文化报道,那我认为我们活该啥也没得报。”

        被激怒的马院士发出的愤怒战书,反过来激怒了众多文化记者。瑞视文化部主任卡琳·奥尔松(Karin Olsson)出面为安东·古斯塔夫松辩护,称这些话题必须得到讨论,尤其是马悦然在学院担任着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职位。她还指出:“瑞典学院最重要的是诚信,”而学院面对批评时表现出的敌意令人遗憾。瑞典电台(SR)文化记者莫滕·阿恩德岑(Marten Arndtzén)则公开批评说,马悦然面对质疑时的表现活像“三岁小孩”。《瑞典日报》(SVD)的文化记者马丁·容松(Martin Jonsson)也在该报网站撰文披露,马悦然曾致信该报的“质量编辑”(大概相当于纪委书记),威胁退订《瑞典日报》。容松不客气地说,咱们走着瞧,看马院士会不会停交电视费,并且退订所有的瑞典报刊。

        报纸、广播和电视联合上阵,一夜之间对马院士形成围攻,战况危急,俨然已成“利益门”之势。事实上,如果他能在一开始保持冷静,不公开发飙,而由组织上迅速出面,必不致如此被动。被马悦然称作“安东某某”、第一个报道利益冲突问题的瑞视记者安东·古斯塔夫松也有这样的感觉。本周一,在给读书报记者的一封复信中,古先生写道,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隆德“沉默数天之后,上周末才终于对此表态”。

        古先生向读书报记者介绍了利益门事件的最新进展。“大部分主流报纸的文化编辑都对此事发表了评论,在几个大的广播节目中,还就瑞典学院是否操纵了今年的诺贝尔奖展开了讨论。最根本的问题是,翻译莫言的作品并为他游说诺贝尔奖是否正当。”他写道。

        古先生还说:“恩隆德对瑞典媒体表示,关于利益冲突的言论是‘愚蠢的’,学院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不过,他也说,马悦然将放弃其新译作品的报酬,如此一来,便可摆脱利益方面的冲突。”

        在接受瑞典电台的采访时,恩常秘重复了上述表态,但他同时指出,面对批评时,马悦然将记者称作“白痴”的反应是错误的。

        组织上做了结论,马院士就此过关。

        “上述表态宣布之后,这场风暴已告平息,基本上平息了。”古斯塔夫松告诉读书报。

        陈安娜同样有话说

        正在上海的马悦然接到了大量有关莫言的提问,但被私下尊称为“马爷爷”的他,几乎没有受到中国记者们的挑战。

        莫言最主要的瑞典文译者、汉学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原姓古斯塔夫松,但与安东·古斯塔夫松没有亲属关系)也在关注事态的进展。利益门风暴正烈之时,陈女士利用社交网站Twitter,在小范围内公开了自己的看法,一二三四五六七,言之成理,叙述清晰,不仅是目前对马院士的一份最好的辩护,也有助于中国读者进一步认识诺贝尔奖的评奖规程和外译中国文学的艰辛。本报认为有必要全译如下:

        “一、当瑞典学院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对某位作家发生兴趣时,他们会从阅读该作家的作品开始,作品应为委员们能够阅读的语言译本,如瑞典语、英语、法语、德语,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欧洲语言。如果委员会需要更多的材料,他们可以指定一位译者,为他们翻译。当然,这是保密的。

        “二、在本案中,诺贝尔委员会曾要求马悦然为他们翻译多篇散文和短篇小说。由于他是学院的院士,也是一位有声誉的翻译家,这便一点也不奇怪了——由此他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出色的译稿,以供阅读,同时也可消除被外界得知其所为的风险。重点在于,马悦然是应诺贝尔委员会的要求才进行翻译的,当时委员们已经对莫言产生了兴趣,也已经读过了他作品早前的大多数译本。

        “三、马悦然本人不可能决定谁将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马悦然不在其列。他可以推荐自己喜欢的候选作家,但是其他任何一位委员也可以这样做。到了最后阶段,像其他所有委员一样,他也只有一票可投。

        “四、如果马悦然有意推荐某位作家,以求个人收入,他大概不会选择莫言,他以前从未翻译过莫言的作品。如果北岛、李锐或曹乃谦中的任何一人获授诺贝尔奖,他都可能获利更多。

        “五、对翻译家而言,没有哪位译者拥有对某位作家的排他性权利。瑞典翻译界有一种君子协定——如果你的同行翻译某位作家已有很长时间,那么在该作家出名以后,你是不可以将他从原译者鼻子底下抢走的。因此,瑞典某些人对马悦然的批评和指称,从他一贯所为来看是不公平的。我的看法是,他已经译出了这些散文和短篇小说,如果无人阅读,那就实在可惜了。付诸出版总要好过让它们烂死在电脑里。

        “六、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隆德已经告诉媒体,马悦然将放弃出版所得。这样一来,他就不会获得金钱收益。当然,有些人还是批评这个决定,说马悦然搞坏了市场,对其他中国文学的译者不利。可是中译瑞的其他活跃译者基本上只有我一人,而且我的出版社(和他是同一家)在我翻译《生死疲劳》时,也没从他们的金库里掏一分钱(我做这份工作是从其他地方拿的学术补助),因此我想说,市场早就惨不忍睹。将中国文学翻译成瑞典文可不是什么能挣钱的行当。

        “七、总之,以我对马悦然的了解,我一刻也不曾怀疑他推荐莫言是为个人图利。可我也真心认为,他需要接受一些应对媒体的训练,他也需要认识到,不开心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乱发电子邮件。”

        马悦然译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诗集《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即将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旗下出版。马院士目前正在上海参加一系列大受欢迎的朗读和演讲活动。读书报资深记者舒晋瑜说,这几天莫言应该在北京,不知道会不会南下,与马悦然在黄浦江边喝上两杯。

        明天(10月25日),马院士夫妇以“南坡居士”和“台湾小妖”之名合著的笔记体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将由二鱼文化公司在台湾地区发行,莫言为此书写了序言。出版信息显示,早前的8月,此书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但我们似乎难寻其踪:亚马逊中国和当当网均无查询纪录,在阅读社区豆瓣网上,《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显示为零评价,零推荐,零阅读。

        利益门的风暴基本平息。无论如何,对中国语言和文学,从高本汉到陈安娜,马悦然师徒三代既有大功劳,也有大苦劳。因此,还是那句话:谢谢南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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