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马铃薯式”吗

    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傅国涌先生在河北的《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和江西21世纪出版社的《悦读MOOK》第4卷（2011年10月出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辛亥百年变局》的文章，该文在两刊发表时，篇幅不一，但都有这么一段话：

    “‘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像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傅先生错了。马克思根本就没有说过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方式”是“马铃薯式”的话，更遑论这种“生活方式”还是“千年相续”的！上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就有了汉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该书后来有多个版本，其最新版本是由中共中央编译局译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的，根据该版《说明》，它“收入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中国的全部文章和重要论述”，但我们从中看不到马克思这样论述中国人的任何文字。

    是的，马克思的确说过“一袋马铃薯”的话，不过，他指的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语出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66~567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第一，马克思说的“一袋马铃薯”，指的是法国人；再准确一点，他说的也不是所有法国人，而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当时农民占了全法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这段话中的“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指的就是法国的农民，这从此段论述的上下文关系完全可以看出来。

    第二，马克思的原话是“一袋马铃薯”，而傅先生由此引出了一个“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的术语，二者表面上看似乎区别不大，但仔细分析又不难看出，傅先生把马克思的话给扭曲了：马克思用“一袋”这个词，他要说明的是，当时的法国农民既是一个阶级（放在一个袋子中，都是相同的马铃薯），又不是一个阶级（只是人为地用袋子“汇集”起来的，但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共同性，也就是说，没有自己的“阶级意识”）。显然，傅先生没有理解马克思的意思——当然了，不看原著，只凭道听途说怎能理解呢？

    第三，傅先生由他道听途说的马克思关于“一袋马铃薯”的话，联想到了孙中山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子”的话，他把两个人的话做了一番比较，结论是：孙中山说得“不准确”，马克思说得“很准确”——看起来，傅先生是非常肯定马克思的，但他肯定的又是什么呢？原来他认为，马克思说中国“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而孙中山的话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孙中山说的是“一盘”，而不是“一个袋子”，而“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傅先生之所以说孙中山的话“不准确”，是由于这话多少还是可以肯定中国人这个“整体”的一点力量的，体现不了“每个人等于零”的意思。

    总之，傅先生就是要说，马克思原来在说19世纪的法国农民缺乏阶级意识时用的“一袋马铃薯”的话，是在说中国人，是说中国人在“公共生活当中”，“每个人都等于零”，而这种“生活方式”还是“千年相续”的！

    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中，没有看到马克思用“一袋马铃薯”评论过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方式”的任何文字，但却看到了如下几段文字：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恩格斯：《波斯和中国》，同上，第57~58页）

    这显然都是在说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但这哪里又有说中国人在“公共生活当中”“每个人都等于零”的意思呢？

    笔者在网上发现，把马克思说19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是“一袋马铃薯”的话，当作是马克思说中国人而且是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大有人在，而且他们似乎也是颇为赞同马克思的思想的，那么，他们真地读过马克思的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