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的新突破

    一篇难得一见的精彩文章

    陈众议先生的新作《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出版了，可喜可贺。在评说《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之前，不能不先说一说陈众议为“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撰写的总序。这篇文字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视角，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演变的大背景里，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进行纵向和横向考察，对文学研究中的种种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对学界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反思，放眼世界，纵论天下文学，真知灼见，尽显其中，是近些年来难得一见的精彩文章。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通过对一批经典作家作品的解剖，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其经典形成的过程，以为今天的借鉴。从根本上说，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对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强调以及对学术研究价值的追求。学术史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的体现。总序说得好：“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文学研究抑或任何其他学术研究，都需要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这既是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一种基本的学术规范。不了解自己所从事研究的学术研究历史，不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分析总结，不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批评、借鉴和吸收，不了解前人的研究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提出，我们就会出现短视、近视、盲视，陷入主观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的文学批评被介绍引入中国，形成了我国文学批评的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局面，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我国文学批评存在着严重的西化倾向，在文学批评方法及话语权方面缺少我们的参与和原创，在现有文学批评方法与理论的成果中很少有我们自己的创新和贡献。如今一些打着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哲学批评等旗号的批评，往往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存联系，存在着理论自恋、命题自恋、术语自恋的严重倾向。对于学界出现的这种隐忧，陈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生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不仅如此，陈众议还深刻地描述了学界乱象：“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也是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真是切中时弊的精辟之语。的确如此。在后现代语境中，经典文学首当其冲，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传统认知、伦理价值和审美取向被颠覆。“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何如，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 对于这种危害，我们不能不保持一份清醒。

    众议先生提出“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构想之初，我就为他的这一设想感到欢欣鼓舞。在为“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写作的总序中，陈众议言简意赅地阐明了社科院支持的这一重大项目的宗旨：“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双向梳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目前分两个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和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研究的作家有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康拉德、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海明威、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左拉、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芥川龙之介。根据规划，学术史研究不是止于上述作家，还要持续发展，研究更多的作家。在“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系列中，由陈众议亲自撰写的《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是其中的第一部。我一直期待着这部开山之作的出版，因此当我收到这部著作时，心中不免有几分激动。 

    经典是怎样炼成的，及其启示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是对学术史研究思想的成功实践，充分体现了总序的学术思想。全书由“塞万提斯学术史”、“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和“重要文献目录”三个部分组成。各部分自有重点，但又相互联系，形成缺一不可的整体。

    “塞万提斯学术史”部分是全书的基础与前提。这一部分以时间为序，重点对自17世纪以来《堂吉诃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跟随作者优美文字的引导，我们仿佛变成了能够穿越时空的旅游者，浏览了一遍由评论家、研究家和读者写就的《堂吉诃德》评论史和接受史。在这条时间隧道里，我们似乎见识了不同时代各色人物对《堂吉诃德》的评价，听到了“或褒或贬，甚至大褒大贬”的不同声音。经历了１８世纪理性主义时代的思考，从浪漫主义时代开始，对《堂吉诃德》的评价可以说扫去了笼罩在塞万提斯头上的阴霾。德国哲学家谢林把《堂吉诃德》同《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相提并论，称古人尊崇荷马，今人膜拜塞万提斯。海涅评论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个三头统治，在记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各各登峰造极。”司汤达称发现《堂吉诃德》“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高度评价塞万提斯。恩格斯认为，“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旅行实在可以算是真正的奥德赛”。至此，在陈众议的笔下，终于让我们看到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在怎样的历史中炼成了。 

    第二部分“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是全书的重点，由７章组成，分别讨论了塞万提斯的矛盾和偏见、反讽或戏仿、虚构与真实、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否定之否定以及《堂吉诃德》与经典背反和文艺复兴运动，可谓是从理论上对塞万提斯的全面讨论和总结。作者以《堂吉诃德》为个案，论述文学经典的诸多问题，如经典形成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经典的二律背反等。今天已经没有人否认《堂吉诃德》是不朽的文学经典，然而这部充满创造性、想象力和哲理光辉巨著，却并未被同时代人所认可，只是在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陶冶之后，才被接受为经典。作者因此认为，经典的形成需要批判和继承以及继承和创新，而这一特点在《堂吉诃德》这部经典小说中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作者并没有止于对文学经典形成规律的探讨，而是更进一步将对经典的论述引申到更高层面，即借助对塞万提斯的研究展现作者从整体上对文学创作、理论及批评的全面思考，对文学批评现状的忧虑。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无中心”、“多元化”情态正好契合了二元论“解构”之后“不分你我”、“不分西东”的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即跨国资本的一元化）的态势。作者正确地指出这一倾向的本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端个人主义本质上是消解民族的、地域的价值判断和认知方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二元关系将从此消弭。”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思考已经超越了论述《堂吉诃德》本身的意义，彰显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的民族责任感。

    总之，《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不仅总结了塞万提斯在世界文学史上400年来的历史，揭示了《堂吉诃德》如何成为文学经典的过程，而且还通过对塞万提斯的研究讨论了文学经典以及诸多文学理论与批评问题，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拓深和繁荣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作者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评说西方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以我为主”研究外国文学的方法与思路。我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无论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还是对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都将带来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