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年轻的老头儿

    策划中国与朝鲜画家联展，默数中国画家，自然想到黄永厚。与老先生相识十余年，不把他看成一笔千金的画家，而是习惯性当他是文人。

    几年的时间啦，《读书》杂志到手，第一眼要看封二的画，封二的文。画是黄永厚的，文是陈四益的；画中有文，文中有画。看久了，就觉得黄永厚用画笔思想，陈四益以文字当刀，自然是“思想”给力，“刀刀”见血。

    刺世讽官，本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盖物质利益所惑，当下文人、画家争相恐后当工具，帮腔或合谋，没有一点读书人的风骨了。尽管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终归没有光彩可言。有趣的是，当工具的文人、画家，不是人人可为，尤其那顶银光闪闪的官帽子，还让好些人羡煞，其中就包括我。

    但，不包括黄永厚。

    春天的一个下午，接到黄永厚先生的电话，他说，你要的画画好了，来取吧。

    声音清脆，语调快捷，不属于85岁的老人。可是，黄永厚今年恰恰是85岁，也就是说，黄永厚的声音、语调，有青春的品质。

    我向黄永厚约稿5幅，他悉数完成。放下电话，内心充满感激。

    第二天下午，我去黄府拜访。位于北京通州梨园的黄府熟门熟院，路旁的槐树摇曳着片片绿意，那个不大的院子，也有几颗丁香树，铜钱般大小的叶子，形状完整地向我们微笑呢。

    显然，黄永厚的家访者不断，几位从湖南来的客人，与我同时进入黄永厚的家门。黄永厚穿一件灰色的毛衣，戴一顶灰色的帽子，步履轻盈地招呼着我们。他疾步走进厨房，又疾步返回，把一个个普通的水杯放到茶几上，一边寒暄，一边沏茶。

    作为画家和作家，黄永厚的画品、文才，出其右者寡矣。依我的目光来看，黄永厚是画家中文人，是文人中的画家，因此，他的画作，处处可见机趣、禅思，他的文章，字字映现学识、哲理。常常在《中国经济时报》、《书屋》、《读书》等杂志拜读黄永厚文配画的作品。画放达、清冷，文沉重、深刻，体现阅历，洞见卓识。

    刚刚拜读《忽然想到——画说·说画》，这本书是黄永厚与陈四益《读书》杂志专栏的合集，尽管两位老人的“画说”、“说画”读过了若干次，眼下再读，眼睛仍然明亮。好文章，好画，就是陈酿的酒，越品越能品出味道。

    为中国与朝鲜著名画家联展的事情来访，便简要介绍了策展的经过和中国参展画家的人选。黄永厚说：好玩儿。然后，把我叫到书房，展开他为展览所画的作品。

    黄永厚的书房不足二十平方米，一面墙置放书柜，一面墙挂画，中间是一张稍大的书案。在这张书案上，细品了黄永厚的五幅新作。其中一幅题为《魏人田子方》，大写意人物，重笔、淡墨，塑造出道德学问天下闻名的士人。田子方，名无择，字子方，魏国人，魏文侯的友人，子贡的学生。魏文侯聘其为师。黄永厚为田子方的人格折服，故题写《资治通鉴》中的一段话：“子击遇子方于道，子击下车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乎，大夫骄人失其家，诸侯骄人失其国，贫贱者与交，言不合，计不用则去之楚越、若弃敝屣然。’”

    如此的描绘，率性的题跋，难以觅见。一是当代画家失去了问思历史与现实的能力，一是市场的需求，让画家甘心当工具、当商人。

    关注心灵，关注当下，是黄永厚画作的美学特征。《何物生活》，黄永厚这样题跋：“何物生活，穿衣吃饭。市井三姑，此道最娴。如实描绘，未必雅观。商量画者，观海戏蟾。葫芦生烟，金丹弄玄。不至此境，品隔三山。”

    分明是作者的生活旁白。

    作为画家、作家，黄永厚从来不愿意当一件工具，哪怕是一件金光闪闪的工具。这是黄永厚喜欢长跋的一个理由。长跋，是黄永厚观察现实，反思自己的过程，是黄永厚不甘沉沦，拒绝媚俗的表现。1982年1月1日，黄永厚致著名戏剧理论家孙家琇一封长信，其中说道：“时人深恶画上卖文章（有一派、应该说现在大多数画家不读书，不知道画上没有长跋过去曾被人嘲为‘贫跋’，即仅在画上落一姓名盖一个图章，不知长跋是明清以来已被所谓文人画家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国画形式）余哂之，（我才不以为然呢）是知我画之不可售（我明白自己的这种画卖不掉）乃孤意作“文抄公”（所以横了心要当文抄公了，即连别人的文章也往上抄个没完了），密密麻麻，见缝落墨，惟恐空了臭皮囊，（于是不以为耻地，见有空白地上就写，就抄，惟恐自己肚皮空空、装不进墨水）或自美其名曰“补课”！死而无悔也。（还自己美其名说是为了给自己补课，活着一天就学一天，死了也不翻悔）贫富有种、饱食自知，吾何辩哉？（学识的贫富原来是有种的，人家是生而知之，饱饿的感觉只有自己明白，这中间的道理我何必和人辩论呢？）。”

    三十年前的旧信，让我看到了一以贯之的黄永厚，看到了当今画坛的一丝光亮和一颗砰然跳动的心。

    即将亮相北京夏天的展览，有黄永厚的画作，就意味着成功了。我固执地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