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文坛“新三棵树”

   “ 宁夏有个地名叫“一棵树”，一棵树能成为一个地名，其荒凉可见一斑。

    但是因为作家们在这片干旱荒凉的土地孜孜不倦的写作，宁夏文学不再是“寂寞深村里”。上世纪90年代，陈继明、石舒清、金瓯以令人瞩目的文学成绩被文坛称之为“三棵树”卓然西部；20世纪初，又有季栋梁、漠月、张学东被称之为“新三棵树”，“三棵树”逐渐蔓延成林，荫护宁夏或贫瘠或坚实的土地，成为中国西部文学不可低估的力量。

    丰厚的土壤，为文学之林的成长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养分。宁夏的作家们无一例外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怀着深厚的感恩之情，从本土经验中展示意义丰饶而自足的世界。当很多青年作家追求时尚，沉湎于自我的抒怀，而宁夏的青年作家却清醒地意识担当与责任。因此，无论是何种题材创作，宁夏作家的精神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这是西部文学最有力的支撑。”

    季栋梁：我是乡下放进城里的风筝

    “我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多年，线绳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这样令人动容的语言，出自宁夏作家季栋梁的笔下。

    对于一个出生成长于农村的作家来说，故乡永远是写作最丰腴的土壤，故乡就是一切。如今，季栋梁进城已经多年，但闭上眼睛，故乡的人与事，情与爱，生与死就在眼前，永远无法摆脱。“故乡养育了我，同时也塑造了我，我的文化修养、审美情趣、精神价值、人生信仰都是在故乡形成的。这份哺育不可替代，因此，我想通过写作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故乡的变化是巨大的，生活按照经济的方式在快速推进。季栋梁说，不可否认，父老乡亲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然而，牛歌羊唱鸡鸣狗盗生机勃勃情趣昂然的村庄正在荒芜，正在消失。土地上产出与在城市的所得的巨大反差，人们争先恐后地抛弃故乡，漂泊在喧嚣的城市打工淘金，他现在看到的只有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无法享到天伦之乐。以前回故乡，是心灵归属的需要，是缓冲压力的需要，现在回去，故乡已经不能给他提供这些，反而让人感到浮躁、沉重与忧虑。在故乡，一个小孩出生五六年没有见过父亲……在城市，一个父亲因为事故拿不到赔偿……凡此种种，季栋梁看到了另一种苦难。因此，作品中的故乡也正在发生着改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创作，季栋梁的文学之路已跋涉了20余年。前十几年的创作，大体上是一种童年的乡村的记述，如《老解》、《夏日原野上的追赶》、《军马祭》、《水窖》等；近十来年，社会进入经济化时代，浮躁、焦虑、困惑、不安和迷茫扑面而来，写作自然不可能置身于世外桃源，他的作品也同样关注当下，关注现实，《上庄记》、《小事情》、《吼夜》、《招惹》、《挣扎》等发表后，获奖、入选排行榜，赢得了诸多好评。

    有评论认为季栋梁的小说难以从理论上概述，既不是乡土小说,也不是都市小说,既不是文化小说,也不是隐私小说,既不是家庭伦理小说,也不是社会心理小说。如此着迷于大量的日常生活琐事，大概要归结于季栋梁对于细节的理解。

    “日常生活琐事有生命的气息，有着时代的气息，而生活的丰富性、情趣性、真实性都是通过日常的琐细的过程体现出来。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框架，而缺乏日常生活琐事的铺垫烘托，那是不能成为一篇好小说的。即使是写过的几篇人事小说，我也努力让人物事件日常生活化。”他喜欢《红楼梦》，就是因为《红楼梦》全景式的展示了当时社会、家庭式的日常生活琐事，从平常的生活中挖掘出不平常的意义，通过一府的衰败颓废孕育了一个更朝换代式的颠覆崩溃的主题。《红楼梦》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曲折离奇的情节，通篇写的是细腻，真实甚至是繁琐的描写日常生活琐事，却能赢得那么多多的读者喜爱，这不是一般的修为。季栋梁说，写日常生活是需要忍耐性和承受力的。他觉得将小说写得曲折离奇，波澜壮阔不难，难的还是将日常生活写得细腻真实，情趣横生。

    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常常陷入自我怀疑：写了这么多年日常生活，是不是缺乏重大主题的小说没有生命力？他未免常常困惑。这时候。《吼夜》发表，获得《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入选小说学会排行榜，入围鲁奖，诸多的好评对季栋梁不止是对于诗意、情趣的写作的肯定，从另一个方面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在当今社会，由于我们关注了太多的苦难，太多的传奇，太多的大喜大悲，结果让日常生活太过功利化，太过世俗化，《吼夜》这种诗意的人性的琐细的东西正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日渐流逝。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没有了这样的生活，人又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与80后乃至90后作家开笔即写长篇的路数不同，多数传统作家，仍然以短篇起步，慢慢积累写作长篇的功力与技巧。而在市场经济的出版大潮中，写短篇和中篇是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的，不仅仅是版税的多少，更主要的事实是，似乎只有写几部长篇才能“立足文坛”，已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长篇考量的是一个人的才力，更需要整块整块的时间。而在行政部门供职的季栋梁既不是专业写作，又没有整块的时间，即便一个短篇，往往也写得断断续续。长篇《奔命》的砺炼之后，目前正有两部长篇已经完成。他说：“无论短中篇还是长篇，写作都该剔去浮躁之气，保持洁净精神和文化信仰。”

    漠月：与其重复自我，不如读书思考

    在宁夏的作家群里，由于写作上的慢，漠月被戏称为“老骆驼”。

    他也坦承就写作而言，自己绝对是慢手中的慢手，“一年也就是几万字，少得可怜。尤其是近几年里，可怜到了令自己都不好意思的地步，也多少有点无可奈何。”他解释说，其一，自己是业余作者，主业是文学编辑，作为宁夏唯一的省级文学期刊《朔方》的常务副主编，一年下来要编发和审读别人的几乎是海量的作品，重任在身，丝毫懈怠不得。三年里，他只写了一篇《暖》，发表在《十月》上，得获第九届《十月》文学奖，成为这届短篇小说奖中的三篇之一。

    “实话实说，就自己的写作而言，缺少新的突破，总是在原地打转，这才是最要命的。我不是靠那种奇异而飘逸的想象力进行写作的人。”漠月说，与其重复自己，还不如停下来一边思考一边读书，否则就是害人害己，得不偿失。

    漠月是从内蒙古阿拉善大漠深处走进素有“塞上江南”之誉的宁夏银川的。1978年秋，16岁的漠月作为应届毕业生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全国统考，考入宁夏大学政史系。作为“重放的鲜花”，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得以重见天日，对于他们这些在“文革”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人，无疑是幸运的，不亚于精神的饕餮大餐，如饥似渴的同时，多少有些生吞活剥。那时又适逢“宁夏出了个张贤亮”（评论家阎刚语），他的《灵与肉》《绿化树》等振聋发聩的作品，让漠月们读得如痴如醉，心驰神往，甚至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洗濯；作为文学的独特发声和强有力的引领，对后来宁夏文学的繁荣发展，尤其是以“三棵树”为代表的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形成，影响巨大，功不可没。

    而漠月加入宁夏青年作家这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则是大学毕业十多年以后的事情。在创作谈《贺兰山以西》里，漠月如此表述：“我的小说一开始就被故乡情结和恋土情结笼罩着，始终无法摆脱，以致如影随形……我所有的小说，无一不是叙写家乡阿拉善的，经历中的人和事，成为我写作每一篇小说的动力。譬如我的获奖作品《湖道》《锁阳》《父亲与驼》《白狐》《放羊的女人》《沙枣花开五月天》《遍地香草》《暖》等。”

    作为宁夏的“新三棵树”之一，漠月说，自己不仅写得很少，也逐渐淡出了评论界的视野。他要求是：少写，尽量写好，至少让自己满意，不要让读者太失望。他进一步补充道：“文学创作从来不是多与少、长与短的问题。”一篇精美的短篇小说，譬如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完全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倒一部粗制滥造的长篇小说，让它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漠月说，对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我们是满怀敬意和期待的。短篇小说是一种极限内的写作，是对作家能力的真正考量。

    书博会上，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漠月的小说集《放羊的女人》及散文随笔集《随意的溪流》，漠月觉得，这既是对前期文学创作的一次总结，也是一种安慰。“我深信出生地和儿时的经历，尤其对作家很重要，决定着写作的情感因素和精神向度。”漠月说，他出生的地方是地处西部阿拉善的一个叫巴哈嘎顺（蒙古语）的小小牧村，意即“小苦水”。父辈们的淳朴、善良和大度影响了他，像血液一样融进了身体和灵魂，永远不能违背。他说，这样的融入其实是身不由己的，有如在一张白纸上写字或者作画。当它们一旦进入文学领域，就是写作的基本动力和元素。

    张学东：呈现独特的文学面貌

    宁夏的文学作品，在人们的印象中多数与沧桑、苦难、贫瘠、荒凉等联系在一起，西海固文学尤其如此。青年作家张学东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一开始他就很自觉地意识到，作为平原地区的作者，他应该使作品呈现独特的文学面貌。

    他是宁夏为数不多的致力于长篇创作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说中富有硬朗、悲怆和苍凉之气，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些无不得益于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他说，自己在七八十年代城镇的生活经历，总是在他遥远的身后闪烁着奇特的微光，这大概是他进入一个个长篇故事前的神圣召唤，而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这样的生机与召唤，它让这种写作本身就具有神圣的使命感。

    上世纪90年代初，张学东还是个毛头小伙。当时，他刚从广州直属民航院校毕业，被分配到地方民航局工作。在民航待了近十年，他却觉得身心根本不属于那里。1999年，张学东在省刊上发表短篇处女作，之后的三年时间，他在全国二三十家刊物上频繁发表作品，很快受到文联的重视，并使他获得了一次跳槽的机会，2002年末，张学东作为特殊人才正式从民航调入文联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名正言顺的写作，使他找寻到生活的坐标和自己的价值所在。

    回顾自己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张学东谈到对自己帮助最大的崔道怡先生。不仅推荐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跪乳时期的羊》作为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出版，并以真诚的点评使张学东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文学创作中的问题。他说：“我一直很清醒，对待一部长篇小说创作要像对待一次攻坚战役，没有挑战也就没有成功，我不喜欢那种四平八稳的言说方式，更厌恶没完没了的自我重复，当下很多文学作品只是人物名称不同，里面的那个核大同小异。我相信只要面对挑战勇往直前，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独特的气息与性格，甚至别开生面。”

    张学东的作品题材风格各异。《西北往事》写一群懵懂少年伙伴和兄弟间的成长往事，写起来挥洒自如一气呵成；《妙音鸟》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极大地考验了作者的想象力和对特殊历史的把握能力，被认为是“没有历史依傍的70后作家的突围之作”；《超低空滑翔》多少带有些自传体性质，故事来自于张学东在民航院校及地方民航局学习工作的近14年的经历；到了《人脉》，他似乎又自然而然地回归到了传统，尤其是对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涉猎。评论家郎伟曾经谈到，西北作家群习惯于深耕西北黄土层，艺术翱翔之力相对不够，但是张学东是虚构能力最为强大的一位青年作家。

    《人脉》（河南文艺出版社）被视作是张学东写作生涯中“最为成熟也最为庞杂的一部作品”。他也认为，自己过去的长篇小说总能比较清晰地概括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人脉》截然不同，以至于出版者要一个梗概时，张学东感到了为难。可能是因为它涉猎了太多意象，伤痕的历史碎片，纠结的人物情感，无奈的现实冲突，复杂的心灵世界，情仇善恶，仁义礼信，凡此种种。也许正是因如此，张学东坚信自己写出了一部比较扎实的文学作品，他说：“相信读者只要能沉下来读《人脉》，一定会对70后作家有更新的认识。”

    作为宁夏“新三棵树”之一，张学东认为自己既是这个群体中的受益者，同时，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受限者，因为不可避免的地域特征等因素，会让彼此在创作上趋于雷同。他说，自己写过童年的乡村生活，也写过70年代少年的成长经历，但总觉得跟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去甚远，不无有孤芳自赏的意味。直到写作了《超低空滑翔》和《人脉》后，才真正体会到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那样密切，现实生活无时无刻不在逼近我们，而很多时候，我们却在不自觉地逃避，只是躲书斋里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一直以来，评论界总是对70后作家存有诸多不满和诟病，但真正又有多少评论者自觉主动地在第一时间去阅读他们的最新作品？张学东说，与之相对的恰恰是，所谓功成名就的50年代、60年代作家，他们的作品总是在各种场合和语境中得到太多太人云亦云的关注和好评。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有效改观，恐怕70后作家光靠自身努力和执着仍得长期处于文坛弱势地位，被忽略被遮蔽是必然的。

    最近张学东完成了几个中短篇，虽然属于缓冲式的写作，但他本人还是非常满意。这些作品完全区别于他早期的那类小说，试图以更为崭新和独特的视角来描绘当代生活图景，特别是经济浪潮涌动下的城市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