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慎太郎：道德下滑的罂粟花

    石原慎太郎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文坛，以中篇小说《太阳的季节》（1955）获芥川文学奖。媒体和评论界称石原是“年轻一代的旗手”，是“真正战后颓废派在日本开花结果”，云云。他之所以名噪一时，是日本激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在美国文明无孔不入的渗透以及物质社会和政治秩序在新旧交替之下正在崩溃瓦解，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传统已经断裂,颓废的、虚无主义的思想泛滥。

    石原慎太郎在《价值紊乱者的光荣》论文中，比较典型地阐明了这种有悖于伦理道德和为人处世准则的观念，鼓吹过激行为、尽情纵欲才是支撑社会的基本动力。在《现代青年的精力》中说得更为露骨：“人们之所以还能支撑这样一个非现实的社会，早已经不是靠什么人生观、宗教、哲学或什么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了，只能靠人们适合于动物的那种情操。” 

    石原慎太郎的文艺思想必然要在创作中表现出来，也必然以其作品来支持自己的理论。他的前期作品，如《灰色的教室》（1954）、《太阳的季节》、《刑房》（1956）以及《完全的游戏》（1957）等，充斥着情色、暴力和浅薄的糜烂，是社会转型期原有秩序被打乱的产物。 

    石原慎太郎的代表作《太阳的季节》，男主人公津川龙哉是个道德品行败坏的大学生，他纠集一群富裕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半路拦劫女学生，其中的英子受尽凌辱，又被卖给他的哥哥玩弄。英子妊娠，龙哉逼她打胎。英子做手术时，因并发腹膜炎身亡。龙哉参加英子的追悼会，把香炉抛向她的遗像，并跑向健身房，把练拳击用的沙袋当作英子的化身，歇斯底里地猛击。在这里，对象主体的丑恶，尽管还不完全等同主体的丑恶，但作品中所具体化了的“适合于动物的那种情操”，无非是人性的变形、变态、变质，缺少形而上的美好世界，譬如思想理性、理想之类的东西，反映了道德的滑坡和崩溃。一个斑驳陆离的现实都市世界，失去了丰盈鲜活的精神王国。如果说，这篇小说是对法西斯统治时期禁欲主义的厌恶和反动，那么矫枉不能过正，追求幸福不能损人利己，更不应该倒退到野蛮的“自然状态”中去。

    由于这部小说阅读人口的年轻化,青少年成为该书市场的主力，特别是广大家长对其中色情、恐怖、残酷等情节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排山倒海的批评倾泻而来。在芥川文学奖评审过程中，以修养和威望几度荣任评委的字野浩二、佐藤春夫和丹羽文雄等老作家，直言不讳地责难这篇小说是“低级的风俗小说”，反对入选，并义正辞严地声明，对它的得奖“不负任何责任”，佐藤春夫担忧文学价值的边缘化，甚至愤而辞去评委，等等，都传递着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判断和对公序良俗的呼唤与主流价值观的维护。

    在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和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急剧变化中，石原慎太郎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台前幕后，1968年当选为自由民主党推选的参议院议员，其后又进入少众议院，一度出任环境厅长官，1987年任运输相。70年代初，他以歃血为盟的封建方式，组建藏污纳垢的“青岚会”，自任干事长，鼓吹复活军国主义，公开著文称：“就我现有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而言，我认为日本应把共产主义叫作敌人。”他曾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杀，说那是中国政府编造的谎言。他是“中国威胁论”的积极鼓吹者，说“中国是唯一拥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中国将在十多年后分裂成几个国家，那样，中国才能建立更有效的经济体系”，“日本应加速中国的分裂，并在分裂前后充当主角”。他明目张胆地颂扬德国纳粹分子为“最崇高的人物”（《恢复个性》），甚至把盗世奸雄希特勒说成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家”（《同江藤淳的对谈记》）；并在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重要关头，以《读卖周刊》特派员身份，窜到越南战场，写了短篇小说《伏击》，以美化侵越美军。不久前，石原以东京都知事身份宣布要“购买”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带着典型的石原慎太郎式的傲慢与狂妄，日益显示出其胸间怀抱的那把锋利匕首，一刀两刃：寡廉鲜耻和冥顽。

    以性与暴力为主轴而构筑的“太阳族”文学的出笼，是动荡不安的一种时代情绪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的表现，而其言行则暴露出日本社会中潜伏的一种危险心态，都使他显得有些另类而为人瞩目,甚至日本多数大报都认为石原的所谓“购买”“不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