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担当

    即使再过一百年，人们依然会记得焦裕禄。

    作家何香久说，这句话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请他创作电视剧本《焦裕禄》时讲的。正是因为这句话，他坚定了承接这个课题的信心。

    关于焦裕禄的文学记忆，来源于穆青等的报告文学《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来源于李雪健演绎的同名电影《焦裕禄》。现在我们读到的是长篇小说《焦裕禄》——一部第一次以小说的形式表现焦裕禄生平事迹的作品。小说的生活味浓厚，写出了中国北方乡村生活的朴实、坚韧与泥土味。无论是少年焦裕禄生动活泼的家事，还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奉献；无论是工业战线的艰苦创业，还是带领兰考人民的拼命奋战，都可以见出活生生的生活过程。这部作品已没有电视剧本的痕迹，而成为一个全新的文本，在艺术叙事上体现了传奇性与日常性的完美结合。

    焦裕禄是县委书记和广大干部的光辉榜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不朽巨人。这个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古圣贤语赋予了当代意义的共产党人，是因公累死的。这个有着信仰、言行一致的共产党人，一生都在实践着“为民”、“奋斗”四个字。焦裕禄，这个名字让人温暖，让人感奋，让人感受到信仰和灵魂的力量。长篇小说《焦裕禄》真实地展现了这位大写的人民公仆的成长历程，再现了这位大地之子生身的“规定情境”，和他之所以成为全国人民公认的德政楷模的轨迹。

    小说中的焦裕禄，是一个文学形象，这个形象是真实可感，血肉丰满的。这部长篇小说写出了焦裕禄多侧面的人生经历，少年时代的血气方刚，青年时代的大智大勇，以及工业化时代的奋发有为、勇于担当，兰考工作时期的勤政爱民，躹躬尽瘁。作家把更多的笔墨集中在了兰考的500个日夜，虽然焦裕禄只活了42岁，他在兰考工作也只有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但他却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不动产。 

    长篇小说《焦裕禄》是一部宏大叙事。由于题材的原因，这部长篇会在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虚构方面出现困惑。应当承认，文学作品中正确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很高的难度。作者很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和主体事件都是真实的，但这并不妨碍作品诗思的灵动和叙述的超脱。我想，这既得益于小说把人物放在中华民族的大命运中去考察，也得益于作者对作品细节独具匠心的营造。少年焦裕禄对工友说：“人活个啥？活的就是一口气。”这个气就是“天地间的正气”。“一个人有了天地正气，能顶天立地；一个国家有了天地正气，它就不会被别人击垮。”正是因为这样的“一口气”，才使许多细节有了“魂”。作品中有很多颇具震撼力的细节，比如焦裕禄下乡，见到年龄大的老太太总是喊娘，并且说，“在俺山东老家，俺娘也是您这个岁数”。焦裕禄终其一生保持着对母亲深深的依恋。焦母是一位坚强的山东母亲，焦裕禄少年时被抓进日兵宪兵队，母亲隔一天就要去一趟县城，往返七十多里山路，一双小脚，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封山。开始是为了营救儿子，当营救无望时，她去县城的惟一目的就是知道儿子还活着。她常给儿子讲的一句话是“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丁。人做了好事，他的那颗星星就是亮的；人做了坏事，他那颗星星就是暗的”。这句话影响了焦裕禄一生。焦裕禄在外工作，顾不上回老家，娘就每年做一双鞋。焦裕禄说：穿上娘做的鞋，走路踏实。正是这些平实的细节，串联起了焦裕禄成长的脚印。焦裕禄到了老乡家里吃“派饭”，吃的是要饭要来的“百家干粮”，那些干粮生了霉，长了绿色的长毛，只好用水洗一洗，再煮一煮，焦裕禄吃百家干粮，老乡蹲在地下哭，说：“焦书记，等咱日子好了，给你炖老母鸡。”焦裕禄考察农村小片开荒，帮大娘翻地，吃了饭还给饭钱，大娘问他，他说是来“还愿”的。一句“还愿”，包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他自己病得站不起来，还惦记着浮肿的饲养员段大娘，为她讨了偏方买了药和红糖。下乡的钟副县长病了，他忍着剧烈的肝疼赶到老县长下乡的村上，背他上了车。正是这些催人泪下的细节，烘托出了焦裕禄的人格底色，也让我们了解了过去我们不曾了解的焦裕禄的“前史”。

    小说浓墨重彩地大写了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所进行的殊死斗争，他带领除三害工作队冒着风沙一次次勘察风口沙路，他要“亲自掂一掂三害的份量”。他问计于乡亲专家，反反复复探讨着治理三害的办法。在他看来，“只有苦干，才有出路”。他身体力行，同三害以性命相拼，他的办公桌就设在“最大的沙丘上”，身上的泥巴、汗水比谁都多，以至于到兰考视察救灾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四追焦裕禄”，感慨“我这四个轮子硬是撵不上你的两个轮子”（自行车）。他为风沙打毁的小苗而落泪，也为一片崭新的桐芽而欣喜若狂。“干部不领、水牛掉井”、“没有救灾的干部，就没有救灾的群众”、“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穿越历史的时空，至今仍回荡在天地之间。

    他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却唯独没有自己。他牵挂着百姓的疾苦，对自己、对家人却时时处处严格要求。儿子不买票看了一场白戏，妻子从县委伙房要了小半桶水，都受到了他严厉的批评。大女儿中学毕业，他退回了很多单位送上门的招工表，女儿自己考上了邮电局的话务员，他硬是把女儿送到县食品厂当临时工，而且要求把女儿分配到最苦最累的酱菜组，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去送酱油。县委书记的女儿送酱油，曾成为兰考县城最让人动情的场景。焦裕禄的想法最为质朴，他对岳母说：“妈，跟上我这个当县委书记的，咱家里所有的人都受了不少委屈。别人能做的事，咱家里的人不能做；别人能享受的东西，咱家里人不能享受。我心里觉得特别对不起咱家里每一个人。妈您想想，家里有一点好吃的，您这做老人的，总是心疼着儿女晚辈们，我这当县委书记的，就应该把每一点好处都让给别人，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作为一个县委书记，焦裕禄当然不能把全部精力用在处理这些事情上。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通过这些小事，表达了焦裕禄作为一个公仆的与众不同。没有大道理，没有豪言壮语，这掏心窝子的朴实话语，却最能拨动人的心弦。

    作品写出了焦裕禄的奋斗和牺牲，更写到了他的困惑和痛苦。他大胆起用并关心被打成右派的专家，为错划成右倾的干部平反奔走呼号，当他得知三年自然灾害以来有二十七名干部饿死、累死、病死在工作岗位上，心如刀绞，彻夜难眠，毅然决定冒政治风险派出采购团队，去全国五六个省份采购代食品和议价粮，挽救饥饿线上的干部和群众。为此，他差点受了处分。兰考连年受灾，灾民潮迭起，他大胆推行小片开荒，坚信“天留不住人，地可以留住人”，使灾民潮变成了“回乡潮”。为鼓励发展林业，他又推出了林木和林地承包方案，这一切，他要承受的，不仅仅是政治风险，而且还有难以言说的隐痛和隐忧。还有当时出现的种种不正之风和以权谋私、“走后门”现象等，这些都让主人公深感忧虑和不安。作者没有回避当时种种社会矛盾对主人公思想的冲击和影响，而使置身于种种矛盾之中的主人公更加具有了信仰的力量。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焦裕禄这一硬汉形象，也塑造了一个有个性的集体的群像：与焦裕禄相濡以沬、温柔娴淑而又坚韧刚强的妻子徐俊雅，焦裕禄的知音和“伯乐”——知人善任又在关键时刻为他遮风蔽雨的地委书记张申，敢于坚持真理、一根肠肚不打弯、“嗓子眼通着屁股眼”的李明，性格倔强、心热如一团火的老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程县长、张副县长、寨子村妇女主任刘秀芝，立志在兰考干出一番事业的大学生吴子明、朱晓、张小芳等等，无一不性格鲜明，血肉丰满。尤其是老洪，这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焦裕禄少年时被日寇抓到东北大山坑煤矿，因会拉二胡而结识了在矿井看门的老洪，俩人遂成忘年之交。老洪两次救过焦裕禄的命，最后一次，焦裕禄打死日本监工，是老洪冒死把他送出了大山坑，后自己逃回河南考城县老家，参加县大队，打鬼子，当了县大队长，入了党。50年代兰封、考城合并，成立兰考县，老洪又当了公社社长。而焦裕禄南下留在河南工作，在尉氏剿匪，搞土改，之后去洛阳搞工业，在哈工大做调干生，之后在洛矿九年，又回到尉氏，最后到兰考当县委书记，二人相见，恍如梦中，悲欣交集。因为老洪犯了多吃多占的错误而受了处分，这给两个人的生死交情蒙上了阴影。老洪执意不再同焦裕禄相见，但他心里珍藏着对焦裕禄的那份感情，也由衷地佩服他。他受了处分之后却变成了另一个焦裕禄，克己奉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大伙说他“处处学着老焦干，就是不见老焦面”。最后得知焦裕禄病危，急如星火赶往郑州，跌跌撞撞跑到医院，却没能见上老焦最后一面。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禄子”，让天地为之动容。这个人物的后半段故事，是作者设计的，但却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脉络和文学创作的规律。这一群相关人物，成为焦裕禄精神的折光。

    应该说，尽管时代在不断发生着变迁，对焦裕禄这个人物的认同始终没有改变。作者说，他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就有人问：焦裕禄精神是不是“过时”了？作者的回答是：只要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过时”，那么焦裕禄精神就永远不会“过时”。我赞同作者之言，焦裕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精神不动产，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厚德载物”的人格精神，“经世致用”的责任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克勤克俭”的艰苦奋斗精神等，都属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都体现出一种中原担当。

    尽管现在是一个认真对待权利、尊重个人利益诉求的时代，但焦裕禄精神并没有形成与这个时代的冲突，相反，我们更加需要焦裕禄这种对社会和民族命运的担当与奉献的精神。超负荷的工作和病魔的摧残，使焦裕禄离开了我们，但焦裕禄精神，集中体现着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体现着为民、奋斗的奉献精神。“壮志未酬誓不休。”从这个基点上说，长篇小说《焦裕禄》的贡献，是让更广泛读者通过文学进一步走进一个伟大的灵魂。

    因为我们的时代，从未停止过对这个伟大灵魂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