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不只是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故事”

    舞台渐渐升起，全场上万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中，站成一排的台湾原住民演员们穿着《赛德克·巴莱》电影中的服装亮相，浓厚的少数民族风貌与血性彪悍的悲壮气质像是凝练着这部史诗电影精神内涵的群像……这是该片在台湾高雄巨蛋（体育馆）首映式上的高潮。当该片幕后花絮纪录片前不久在北京电影学院中放厅播放到这一幕时，现场的掌声不止为了向这部电影和片中的英雄致敬，专程从台湾前来的该片导演魏德圣也有份。

    拍完创造票房奇迹的《海角七号》之后，《赛德克·巴莱》这部讲述八十多年前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壮士反抗日本殖民者发动雾社事件的历史史诗电影，其筹备与拍摄工作就正式提到魏德圣的日程上。事实上，这位来自台南小城、只在工专学过电机维修的新锐导演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写好《赛德克·巴莱》的剧本，那时他名不见经传，也没什么拍片经验，更不要说汇聚庞大的拍摄班底，筹措以亿计的拍摄资金。他一直在耐心等待自己的作品被认可。对他来说，功成名就更多是为了理直气壮地拍《赛德克·巴莱》，《海角七号》大获成功，令他终于可以投入到赛德克壮士们的世界里。

    获得今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的《赛德克·巴莱》，已在港台两地引发影迷的极大关注，多国海外版权也已售出，大陆观众何时能在大银幕上领略带领族人抗击侵略者的赛德克壮士莫那·鲁道的慷慨悲歌呢？刚刚在大陆推出新书《跟自己的名字赛跑：〈赛德克·巴莱〉导演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魏德圣有些拘谨地笑笑说，已经送审了，正在审查，估计快上映了（编者注：本文见报前，魏德圣携经过重新剪辑的《赛德克·巴莱》两个半小时版在京发布预告片并定于今年五月大陆公映）。记者面前的他言语斯文，姿态平和，丝毫不见幕后花絮纪录片中他在拍摄现场的固执和强势。只有在聊到他和他的团队为完成《赛德克·巴莱》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巨大身心付出时，聊到他如何面对投资人的左右与电影艺术的纯粹之间的矛盾而无奈时，声调才高起来。

    成名之前，他有过迷惘、困顿的失业经历，有灵感时他写剧本，写不下去了就用近乎内心独白式的文字记录下真实的体验与感受，这些文字后来成为《小导演失业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参与大导演杨德昌《麻将》的拍摄是他至今难忘的经历，他从中领悟到作为一个电影人该有怎样的坚持和纯粹。他成为那种在电影中倾注大量独立创造力和个人意旨的作者导演，从编剧到导演，再到诸多事宜都亲力亲为。电影是他最执着的梦想，也是时时给他带来痛苦的原因，他说当压力大到难以释怀，就在睡觉前喝瓶啤酒，“起码这一天还有喝啤酒这件事值得高兴”。

    从《海角七号》到《赛德克·巴莱》，他让诸多不可能成为可能，用相当励志的方式过了两关。现在他不急于计划下一部电影，而是按部就班地筹备他更宏大的电影梦想──以台湾原住民、汉人和荷兰人三种视角讲述十七世纪荷据时期台湾历史的“台湾三部曲”。剧本写了很多年，修改了很多遍。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正越来越近。

    关于《赛德克·巴莱》

    读书报：《赛德克·巴莱》什么时候能在大陆公映？送审的进展怎么样了？

    魏德圣：已经送审了，应该可以上映。没得到最终信息前终究不便对电影的宣传有太大动作，所以这次先宣传《跟自己的名字赛跑》这本书。台湾地区公映的“完整版”四个多钟头，这个片长对台湾观众也许是必要的，但对大陆观众来说就不那么必要，观影压力也太大。送审是两个半小时的“国际版”，这个版本对于台湾地区以外的观众比较容易接受。好在“国际版”的主题一样不会跑掉，该有的起伏、情绪、困境都有，只是在台湾原住民文化与战争的部分稍有修饰。

    读书报：片中强烈的地域性和台湾原住民历史文化是否会造成其他国家和地区观众的隔膜？

    魏德圣：版权已经卖到好多国家了。其他地方的观众可能会对片中的文化和历史元素有隔阂，但我觉得片中感情上的东西是共通的，不会因为族群问题而有局限。换个角度想，这是个原住民反抗外来殖民政府的故事，是国际化主题，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历史。如果只说这是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故事，格局就很小。

    读书报：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曾在她和你的对谈中赞你很勇敢，在《赛德克·巴莱》中能用日本人的角度去看雾社事件，是这样吗？

    魏德圣：其实我没有用日本人的视角去看雾社事件啦。我的意思是，不管当年置身事件中的是日本人还是台湾原住民，我都尽量在电影中给他一个位置，表现他的困境是什么，而不去丑化一方。也许新井一二三最感动的是我没有在电影中刻意丑化日本人。关于二战的电影，不管美国人拍还是中国人拍，都时常在丑化日本人。我们的价值观所认定的坏人总有他的困境在，他不会天生坏，没理由地坏，在电影中，我让每个人的好或坏有理由。

    读书报：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很多导演往往对内容讳莫如深，哪怕一张剧照也不愿流出去。而你却通过官方博客包括这本书让观众能跟随你们拍片的进程一路了解，你说这是在培育观众，可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电影的神秘感。

    魏德圣：这种观念源自十几年前陈国富导演看到《赛德克·巴莱》的剧本后跟我的沟通。他说，很多电影都在运作未知，要观众从第一次看电影中去找到乐趣，但是《赛德克·巴莱》不一样，这部片子要运作已知。这个历史故事大家都知道， 并不是你创作的故事。

    当我真地要运作这部电影时，《海角七号》的成功带给我的人气资源还在，怎样才能尽量把《海角七号》的观众留下来？让他们继续关注我的电影？虽然《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是不同类型的电影。于是就想从制作过程让观众参与其中，让他们每天通过网络看到我们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观众一定会进影院去看。他们参与了全程，会觉得这部电影也是他们的作品。就好像隔壁的孩子，你一天天看他长大，有一天他要结婚了，你也许会去参加他的婚礼吧？我就是希望观众来看《赛德克·巴莱》时带着参加朋友的毕业典礼或者邻居的喜宴的心情。

    关于《跟自己的名字赛跑》

    读书报：《跟自己的名字赛跑》的文字是在什么情形下形成的？拍片之前就有这个写作计划吗？

    魏德圣：书中的文章是在片子杀青之后才写的，拍片时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心思太复杂，根本无法安静下来写这些东西。但在拍摄过程中一直有记拍摄侧记，电影拍完以后，有一段时间比较轻松，就依照那些天的工作记录回忆当时我遇到的问题。一边写一边回忆，拍片的过程历历在目。

    读书报：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书名是《导演·巴莱: 特有种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手记》，你怎么理解“特有种”在这里的含义？

    魏德圣：这部电影叫《赛德克·巴莱》，讲的是八十多年前台湾发生的雾社事件。莫那·鲁道领导的三百壮士自称赛德克·巴莱，我们这个工作团队的三百多位工作人员一起拍这部电影，遇到那么多困难和危险，几乎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完成，也没有足够的拍摄资金，这种状态下我们还是完成了这部电影。电影拍完之后我写了一封鼓励大家的信，信里我希望大家在看待雾社事件时可以真正地尊敬那些自称赛德克·巴莱的先辈，也希望大家在看到这部电影时可以看到那些幕后默默付出血泪和力量的三百个台湾“特有种”的工作人员。写这封信是为了告诉观众──三百位台湾“特有种”的工作人员拍出了三百位原住民抵抗日本人的《赛德克·巴莱》。  

    读书报：电影导演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艺术和商业间的权衡，书中关于这类话题的文章中总能读出你的愤怒和无奈，这个问题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魏德圣：惟一能够解决商业和艺术之间矛盾的办法就是想办法赚大钱，自己投资自己的电影。作为导演，在电影制作上跟工作人员沟通，跟演员沟通，这在我能力范围内。面对投资人，我有种和外星人对话的感觉。我面对的投资人和我有不同的思维，价值观也完全不一样，沟通起来障碍很大。当然，投资人也没有错，而是我们的立场和语言不同。

    读书报：书里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不能因为一个地方去拍一部电影，而是要因为一部电影产生一个地方”，《赛德克·巴莱》完成后，产生了哪些地方？

    魏德圣：我们留下了一些拍摄场地，但好像三月底之前就要被拆除掉。无奈呀，蛮可惜的。很多法令规则令很多有文化价值的东西被抹杀。我们在创造新的文化的时候总是被认为这不是真的，其实新创造的东西放久了就变成真的。传统的东西不见得被珍惜，新创造的又不接受，这让我觉得蛮奇怪的。在拍完那些场景之后，有一场火烧村庄的戏，本来可以做个场景的模型去烧，但既然真的场景留不下，那就真烧吧，管他呢。当时我的心情其实蛮沉重的。

    关于台湾电影

    读书报：在《赛德克·巴莱》幕后花絮纪录片的结尾，你提到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工作人员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接续上了台湾电影曾经最美好的精神，具体说说这种精神吧？

    魏德圣：我刚入行的时候曾经去杨德昌导演的《麻将》团队工作，在那里我见证了一群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人是如何努力想要完成一部电影的纯粹美好的精神。包括我在内，那些没什么制作经验的年轻人，即使挨骂也会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电影是纯粹的艺术，为什么那个年代以后大家为了名利而工作的心态越来越重了？当初的纯粹消失了。

    拍《赛德克·巴莱》前，吴宇森导演好像先知一样说，你拍这部电影会吸引到很多年轻人参与其中。你要让他们知道，不要只为了钱而工作。当时，我面对那些年轻的工作人员时很为难，总不能跟人家说，我不给你钱，你来做这个工作。

    开拍之后，很多共同的感情和价值观在患难中产生，那种拍摄过程中结下的革命感情很精彩。我越来越相信，这些工作人员是给我力量的人。他们把参与拍摄《赛德克·巴莱》当成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历程。我觉得好像又回到那个台湾电影的美好年代，一群单纯的年轻人帮助一个国际级的技术组合去创造出一部艺术电影。这些年轻人很多都和我当年一样，第一次拍片，要么就是刚入行不久。也许我下次再找他们，他们也不见得会来。这一次是什么吸引他们来？绝对不是我，真正吸引他们来，支持他们撑下去的是《赛德克·巴莱》在制作过程中所产生的魅力。

    读书报：最早真正参与到一部电影的拍摄、制作过程是跟着杨德昌拍《麻将》？你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什么？

    魏德圣：是，之前有些不好的经验。真正被启蒙，立志要做电影是从跟着杨导开始。从杨德昌导演那里，我学到了精神。跟着他工作，虽然他的思考我无法进入，但他对电影创作的态度是可以感染到我的。有时候，他在拍摄现场用很激烈的情绪来实现他想要完成的镜头，我不得不佩服那种“任性”，对他做事的态度感到服气，哪怕我不怎么认同他的想法。终究有一天当我在做同样事情的时候，会拿他做借鉴。他可以，我也应该可以，他可以撑过去，我也应该可以。我看到他如何面对拍摄过程的危机，越是困境表现得越偏执。不是对危机妥协，而是对自己偏执，这样子才会有好作品出现。

    读书报：你出生、成长在台南小城，小时候电影对你意味着什么？

    魏德圣：如果我今天没有做电影导演，会去哪里？我其实很明白——回老家，在工厂维修电机，混得好一些也许能做到领班。留在台北，是因为我对未来还有一丝丝幻想，不知道会怎样。

    服兵役的时候，一个同僚是念电影的，不断跟我介绍电影，应该怎么解读怎么看，还带我去包厢式的KTV里看电影。我那时完全被迷住了，原来电影的世界这么美，有那么多的可能性。电影虽然离我太遥远，可我总是说，试试看，也许有机会。于是就留在台北一直往电影的方向钻。

    我家旁边就是电影院，小时候我常常溜进去看电影。慢慢地，电影院倒闭了。国中时我的身体比较瘦小，妈妈担心我，带我到邻近的乡镇去看中医，他们的电影院还在，一次放两部，收五十块。那时我想，既然都跑这么远了，看完中医不如看两部电影再回家。每次我都叫妈妈先回去，我看完电影坐车再回家。无意间，我国中时期竟然看过台湾新电影时期侯孝贤、杨德昌、万仁、柯一正的很多作品。

    之后是露天电影院的年代，那完全是港片天下。

    我小时候看电影都是娱乐的目的，直到进入电影圈后才会刻意去看些纯文艺的艺术电影。那不是我看电影的思维方式，所以慢慢地我还是回到一般观众的角度去看电影。  

    读书报：《海角七号》创造了票房和口碑的记录后几乎每年都有大卖或获奖的台湾本土电影，这是台湾电影的又一轮复兴？

    魏德圣：说到复兴，一般都比较容易从票房方面去思考。目前，台湾电影在票房上以及被国内外影展肯定上都有很大斩获，当然是有所复兴。但这个复兴来得太快，大家容易盲目追随某一种电影类型的发展。我们的电影业之所以有好的成绩，并非追着一种类型，而是多元。多元之后，大家会发现其中的一元两元特别卖座，很多投资于是都希望依循着这一两种电影类型来做，其他类型的电影就很难找到资金，就很难卖。但这并不代表观众只接受这一两种类型，多元类型的电影要做得好，也许观众对此要比前两种类型的关注更高。我是有危机感的，关于台湾电影的发展，不同声音互相拉扯是好事情，拉扯并不是把它扯烂，是为了不要让它冲得太快。

    关于《小导演失业日记》

    读书报：你导演的两部电影都是自己编剧，你记录自己郁郁不得志那些日子的《小导演失业日记》那本书的文学性也非常强，你的写作才能来自天赋？

    魏德圣：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可以像现在这样，跟出版社编辑、作家们坐下来聊天。从小到大，我的作文写得一向不怎么样，我甚至是个不爱看书的人。当我进入电影界，必须学会些专业技能。我看到剧本，哦，这个我好像可以写。动作、对白，不用描述情境，我就试着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剧本，后来竟然也不小心得了优良剧本奖。 

    《小导演失业日记》是我第一次尝试写文章，以第一人称，写日记自言自语的方式写。我用自说自话来诠释我的想法，没想到它那么容易让人接受。

    读书报：《小导演失业日记》中有多少自传成分？当初怎么想到日记之外在书中还穿插另一条鱼缸中的“黄金鱼将撒母耳”的线索？是不是有些自己的内心也用黄金鱼将的遭遇表达出来？

    魏德圣：写在书里的都是自传。那时候，每当心里有想法了就记下来，写不出剧本就写日记。写完觉得很有趣，借给朋友看。设计黄金鱼将那条线，完全是有些话不知道该怎么讲，就通过一只鱼来讲，有些施展不开的情绪就寄托在那条鱼上面。那段时间我无所事事，生活过得很畿米，待在阳台上可以逃避一点点现实。观察鱼的过程还蛮有趣的，鱼跟猫狗不一样，猫狗会有些有趣的动作，而鱼就是游来游去而已。看鱼的世界看久了之后会发现它们有很精彩的举动。就想，不如写些东西把自己投身在鱼世界里面。曾有人说要把书中写鱼的那条线索改编成舞台剧。  

    关于未来

    读书报：“一次过关，是我们的幸运；两次过关，是我们天大的幸运”，你在《跟自己的名字赛跑》中曾将从《海角七号》到《赛德克·巴莱》两次拍电影的经历形容成过了两关，还有过第三关的勇气吗？

    魏德圣：第三关还是一个大关，我要拍“台湾三部曲”，对我来说那一关至少在钱关（拍摄资金）上面过了以后才可以开始，必须这样，不然对我来说又是一场严重的自虐。  

    读书报：现在离你完成“台湾三部曲”更近一些？

    魏德圣：现在离我过“第三关”是更近了，就是想着如何按照节奏把“台湾三部曲”的筹备工作做好，我最需要解决的已不只是钱的问题，而是创作上面的问题，要从剧本到电影拍摄的每个步骤都想清楚，思考的难度比较大，但拍摄过程应该没有《赛德克·巴莱》难度那么大。

    本报记者 丁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