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

    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点校“前四史”。9月13日，吴晗、范文澜召集科学院历史所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张思俊，研究落实点校“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历史地图的具体方案，会议形成了《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记录》，“二十四史”点校的序幕徐徐拉开。

    兴许只是机缘巧合，就在9月13日这，“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1958年3月诗）的宋云彬，从杭州奉调北上，来到中华书局，开始了他晚年的校史生涯。

    一

    1957年，花甲之年的宋云彬以他一贯的“骨鲠”秉性，一头跌进了“右派”陷阱，因此而改变了他晚年的生活重心。从他1958年的日记看，突遭厄运的宋云彬，委屈懊丧之中，除了以酒浇愁，真正成为他寄托的是太史公的《史记》。着手《史记选译》，草拟《史记集注》的庞大计划，借阅、购置与《史记》相关的书籍，日记中在在皆是。这年3月，宋云彬将《史记集注》计划油印并分别寄送浙江和北京、上海的友人，其中北京有叶圣陶、王伯祥、郑振铎、齐燕铭、傅彬然、金灿然、章锡琛、徐调孚、陈乃乾、邵荃麟、俞平伯、赵万里、陈叔通等十数人，并请叶圣陶转交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历史分组及翦伯赞、胡绳。正是这份《史记集注》计划，直接促成了宋云彬的进京。

    9月16日，宋云彬开始到位于东总布胡同10号的中华书局编辑部上班，日记连续记录了“二十四史”点校初期阶段的种种情形，非常珍贵。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统一“前四史”体例，按照新确定的点校全部“二十四史”的目标，来重新拟定标点凡例，并着手对顾颉刚《史记》标点本进行体例上的改造。这项工作就由宋云彬来承担。宋云彬日记：

    9月22日：余在（陈）乃乾之工作室草拟标点“二十四史”凡例。

    9月23日：拟标点“二十四史”分段提行说明。据金陵局本《史记》校黄善夫本及殿本之异体字，以决定将来排印时能否统一字体。

    9月25日：聂崇岐交回审阅的《史记》标点稿第一批。晚饭后，赴东四八条三十五号看叶圣陶，谈标点《史记》问题，回来已十一时矣。

    9月26日：上午与金灿然谈《史记》标点问题，将顾颉刚所标点的和我所标点的式样各印样张一份，先寄聂崇岐等，然后定期开会讨论。《史记》原定年内出版，作为一九五九年新年献礼，但顾颉刚之标点问题甚多，改正需要甚长之时间，年内出版绝对不可能矣。

    9月27日：写好标点样张交金灿然。

    经过此番准备，9月30日下午，由金灿然召集在中华书局开会讨论标点《史记》问题，出席者有：张北辰、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傅彬然、陈乃乾、章雪村、姚绍华和宋云彬。宋云彬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与会者名单，并记云：“余发言甚多。”另一个主角顾颉刚，上午刚刚随政协考察团从武汉回京，接到通知下午即到中华与会，顾先生的日记记录了会议的主要内容：

    到中华书局，参加《史记》标点讨论会，自二时至六时。与次君、筱珊同出。

    标点《史记》，予极用心，自谓可告无罪。今日归来，接中华书局来函，谓点号应简化，小标题可取消，颇觉诧异。及往开会，乃知毛主席令在两年内将廿四史点讫，如照予所作，则其事太繁，无以完成任务也。此事若在从前，予必想不通。今从集体出发，亦释然矣。

    10月16日，宋云彬完成七千字的《关于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的若干问题》长文，并作致金灿然信，交姚绍华转呈。当时中华书局的“十月人民公社”刚刚成立，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宋云彬23、24两天的日记生动记录了当时炼钢和标点《史记》交替进行的场面：

    下午将下班时，忽得通知，有紧急会议，必须参加。六时，会议开始，主席报告本单位自二十六日起，每天须出钢二吨。人民公社全部社员除年老病废者外，皆编入炼钢部队。余被编入后勤第八组，组长凌珊如。会散后，匆匆回家吃饭。饭后即赴局参加劈木柴。十时半回家。

    晨八时始到局办公。十一时，忽得通知，第八组全部组员参加劈柴。下午，第八组全体组员继续劈木柴，余以标点《史记》工作紧张，未参加，仅于下班前半小时参加十数分钟而已。

    11月6日下午，金灿然再次召集开会，宋云彬日记：“中华邀请顾颉刚、聂崇岐、贺次君、叶圣陶、王伯祥等座谈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问题。余提问题甚多，大部分得到解决”。会议决定另选一个金陵书局本，由宋云彬参照顾颉刚标点本重新标点，以便按新的体例改造。

    聂崇岐是标点《史记》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他在点校本《史记》自存本第一册扉页前留下了一段题识，详细记载了他参与《史记》审校以及出版的过程：

    此书标校原出自贺次君之手，顾颉刚先生审校后交中华书局，时一九五七年也。去年，因毛主席指示整理“前四史”，《史记》其中第一部也。中华书局因即以贺标顾校之本充数，恐仍有不妥处，又委余覆校，时已九月中旬，而拟年内出版，俾作一九五九年元旦献礼。余接受任务后，昕夕从事，至十月二十日校完八十卷。十一月初，中华书局召集小会，讨论改订标点体例，以作其他诸史标点时之准绳。又以此书尚有二十余卷顾先生并未看完，元旦绝难印完，因延期出版。在讨论后，顾校者多应更改之处，于是交宋云彬负责。宋氏以就顾校原本更动，殊所不便，因另取一部，就顾校本随录随改，作完后仍由余覆校。宋氏过录时既有脱误，而所改者亦间有不妥处，致余不得不又从第一卷校起。全部校完在五月初。至十月一日始行出版，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较原定计划整晚十个月，但余收到此书已十一月四日矣。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

    可见《史记》点校本成稿过程非常复杂，由贺次君初点，顾颉刚复点，宋云彬过录重点，聂崇岐外审，凝聚了四位先生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学识。

    二

    这段时间，宋云彬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赶工。1959年4月16日，《史记》全书点校完毕，他在次日记道： 

    日记中断了两个多月，其原因为标点《史记》工作紧张，每夜工作到十点钟左右，筋疲力竭，无兴趣写日记了。

    24日的日记：

    下午一时半赵守俨来，将《史记》目录及附录交他，如此，全部《史记》校点工作已毕，只点校说明未写。

    宋云彬5月12日开始起草《史记》点校说明，到17日完稿，“万六千言，甚惬意”。金灿然看后“建议改为两篇，一为出版说明，一为点校说明”。宋云彬又用五天时间改写，“较前所写者有条理得多，自视甚满意”，金灿然也甚满意。又送给叶圣陶看并做修改，“圣陶谓予所写《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说明皆佳，且有必要”（7月10日日记）。这两份蝇头小楷誊录的手稿保存至今，纸墨粲然。7月以后，点校本《史记》到了最后读校阶段，宋云彬13日日记：“《史记》校样积压甚多，今日校出百余页。”14日：“《史记》校样积压千余面，今日校出百余面。” 23日、24日：“看《史记》清样百余页，又发现标点欠妥处不少，甚矣古书之难读也！”“改正《货殖列传》断句错误者一处，发见标题各篇排样前后不一致，请赵守俨去函上海排版所更正。”从日记记载和档案所存宋云彬、叶圣陶往返书信看，标点断句的修正几乎一直做到付印之前。

    《史记》点校定稿过程中，与宋云彬切磋最多的是叶圣陶和王伯祥。王伯祥是《史记》专家，参与商讨最多；在终校发现疑问时，叶圣陶则是主要请教对象。宋云彬与叶圣陶的往还信札至今仍保存在“二十四史”点校档案中，其中一则讨论《史记·汲黯传》中“黯褊心不能无少望”一句的标点，宋云彬问：

    我一向认为当以“黯褊”为读，“心”字属下为句，谓汲黯性子褊急，心里不免有点儿怨望。然而我讲不来文法，不能说出所以然。同时《辞源》、《辞海》都有“褊心”条，《辞源》仅引《诗》“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辞海》索性连《史记·汲黯传》的“黯褊心”也引来作例子。伯翁《史记选》也以“褊心”连读，且加注释。顷读杨遇夫先生《马氏文通刊误·自序》，说到马氏误读古书，举出许多例子，其中一个就是《汲黯传》的“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说“应以‘黯褊’为读，而马氏乃以‘褊心’连读”。杨氏之言，实获我心。弟意如果史公原意亦“褊心”连读，则当作“黯心褊，不能无少望”，庶合古文文法。但我对于文法实在懂得太少，所以往往知其然而不能道其所以然。不知您的看法怎样？

    叶圣陶回信说：“今晨接惠书，灯下敬答所问，书于别纸。这类问题很有趣，我乐于想一想。”接着回答说：

    “黯褊心……”一句，照我想，还是要让“褊心”连在一块儿。“褊心”二字是个形容词性质的词组，与“小器”“大度”之类相似。“黯褊心”等于说“黯褊急”。“黯不能无少望”，很完整。现在插入一个形容性词组，说明“不能无少望”的原故。如果作“黯褊”，不知汉和汉以前有单用“褊”字的例子否。我猜想恐怕没有。我又猜想太史公这儿的“褊心”就是从《诗经》来的。

    从点校本《史记·汲黯传》“黯褊心，不能无少望”句（3109页）的断句看，宋云彬最终采用了叶圣陶的意见。

    三

    伴随着点校本《史记》繁重的编辑工作，“右派分子”思想改造一直是压在宋云彬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1959年1月5日，宋云彬在《一个月来学习工作思想情况》的汇报中说：

    我来北京三个多月，心情一直是愉快的，工作劲头也相当大。在工作方面（主要是标点《史记》）也感觉到尚能胜任。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来加速自己的改造。希望党和群众严厉地监督我，鞭策我。

    6月1日日记：

    《史记》校样源源而来，大有难于应付之势，而《天官书》一篇问题最多，原来没有标点得好，更难应付。有几个问题想同王伯翁商量，他又不在家。……晚上，中华书局党支部召集所谓“右派分子”开会，说要做总结，从明天开始到二十号为止。先要大家写大字报向党交心，然后每人起草书面总结，在会上当众宣读，再经群众批判。据说，经过这次总结，对的确愿意悔改并且表现得好的可以减轻其处分，甚至可以摘掉帽子云。

    在11月23日订的改造规划中他说：思想方面要“坚决抛弃过去那种个人主义的‘名山事业’思想，把整理古籍看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明确认识做整理古籍工作就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为了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而绝不是什么个人的‘名山事业’”；工作方面要“认真细致并按期完成领导上交给我的工作，不拖拉，不积压，不向困难低头，保证不出政治性的错误，尽量减少并进而消灭校对工作上的错误”。

    1960年1月宋云彬参加书局1959年度“跃进奖”评选，获得三等奖。他亲笔填写的“自报评奖条件”说，“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能如期或者提前完成。去年一年的主要工作是重新标点《史记》和张文虎的《札记》。《史记》于建国十周年国庆纪念节前出版；《札记》早已发排，并且见到过排样。……自问对工作有热情，干劲也相当足”。

    但是，《史记》出版后被指出存在标点失误，因此他说：“《史记》点校的质量是不够高的，已经发现了一些错误，而且有几处错得十分严重。本来这些错误，只要工作能够细致一点，是可以避免的。我检查所以没有能够避免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由于我自高自大，不虚心的缘故。我将在总结中作详细的检讨。但就这一点来说，我在改造思想方面进步的很慢。”几个月后，宋云彬还为此做了书面检讨。《关于〈史记〉标点错误的检讨》写于1960年4月26日：

    去年我在参观密云水库的时候，见到顾颉刚先生，他告诉我，有位苏联专家正在翻译《史记》，用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史记》作底本，发见好多处标点错误，而且错得很不应该。我问他哪几处有错，他说记不清了，只记得“鲁天子之命”的“鲁”字不应当标。我当时听了还有点不大相信，第二天一早到局里来，取原稿一看，果然是我在“鲁”字旁加上了标号，而顾先生（贺次君先生）是不加标号的。我心里很难过，怪自己为什么会闹出这样的笑话来。

    古语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古籍整理实难毕其功于一役。客观地说，如此一部大书，初版有一些标点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本属于点校和编辑范围的问题，对当时的宋云彬来说，却不是那么简单。“起初我还只归咎于自己太粗心大意，还想到当时要赶国庆献礼，时间迫促，所以工作就粗糙了。后来又发见了上面所举的另外两处的错误，我才作进一步检讨”，“那时候，我骄气十足，只看到人家的缺点，自以为对《史记》素有研究，标点分段不会出大岔子，而况还请聂先生复看过，还有什么问题呢？同时因为相信自己，看不起人家，所以口头上说是在顾先生（贺先生）标点本的基础上重新加工，实际却没有拿顾先生（贺先生）的标点本来细细对照，只在发生疙瘩的时候拿来看一下”。最后不惜对自己上纲上线，“我所犯的错误应该提到原则上来检讨，完全是思想和立场的问题”。

    关于《史记》标点错误的检讨，另外还两见于他的日记，4月26日：“写关于《史记》标点错误之检讨书一份，交张北辰。”又前十天，4月16日：“下午，组务会议。《史记》标点有错误，余作检讨。萧项平出言不逊，余报之以微笑。”从检讨书对自己的苛责唯恐不深，日记里“报之以微笑”的隐忍，到“离群孤立已三秋，丧气垂头一楚囚”（1959年除夕诗）的感伤，半个世纪后，我们仍不难体会当事人所受的政治压力和内心的屈辱痛苦，不忍卒读。

    1959年9月《史记》点校本出版后，宋云彬继续为《史记》再版做准备。1961年春夏间，对《史记》进行了重校，改正初版错字，最终形成了附在1962年6月第二次印本中的《史记》勘误表。1963年3月，《史记》又将重印，再复看一遍。1965年6月，准备印线装本《史记》，因尚有多处标点错误，“赵守俨把应改正之处一一用铅笔画出，送来复核”。可以说，点校本《史记》，从标点到编辑出版，连同历次重印及线装本，宋云彬是自始至终的主事者。此后，宋云彬独立承担了《后汉书》点校，参与了《晋书》和齐梁陈三书的责编工作，直到“文革”开始，“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停顿。

    宋云彬，是当之无愧的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