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师生琐碎情

    1942年秋，我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得到当时齐聚辅仁大学的多位名师的教诲，如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朱师辙等。他们大多是高年硕德，为我所仰止；但因年龄的代沟阻隔，只维持一种敬而不亲的师生关系。独有一位正在壮年的老师启功与学生融洽无间，他仅比我大11岁，又很幽默，平易近人。他教大一国文，尚是讲师职称；但他的书画造诣与成就，已是名满故都。有一批年轻人围绕在他左右，每周日总有不少年轻人在他家聚集，绝大多数是来请教画法、画技的。一个偶然机会，我与他相识，他也像待其他年轻人一样，命我周日可到他在黑芝麻胡同的家去做客聊天。启先生善谈，说古道今，有时兴至谈到午时，启先生就留饭，饭后继续谈。我初去启府，怕打扰过甚，常是隔周去一次，有时提前辞去，不常蹭饭。后来走熟了，就每周去启府，经常蹭饭。

    我去启先生家渐多，对启先生的家人也逐渐熟悉。启先生的家庭很简单，上有寡母和姑母。她们历尽艰辛，抚养启先生成长。启母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对青年学生颇多关注，她不辞烦琐地随时为学生们缝连补绽。姑母因未嫁丧夫，终身陪伴寡嫂，性格豪爽直率，像个壮汉子，家人和我们都亲昵地叫她“虎二爷”。她见到我们举止失当时都当面指斥改正，有时甚至骂两句轻量级的话。我棉袍罩有三个多月未洗，大襟上有饭嘎巴和一些污渍，大概让她老人家看不过，就大骂我“懒虫”，愣从我身上扒下来，为我洗熨晾干让我穿上走。我情不自禁地向老人鞠了一躬，眼里滚动着泪珠，老人拍拍我肩膀说：“注意点卫生！”启师母是一位时带微笑而不多说道的温顺女子。启先生与学生们交谈时，师母从不插话。启先生没有子女，一家四口过着恬静和谐令人羡慕的日子。每逢周日，总要多开一桌饭，而且都是美食。启老太太总说学生们吃食堂，油水少，该调剂调剂生活，让我们尽量饱餐。十几口人的饭，统由师母一人承担，两位老人从旁协助，让这帮年轻人得到家的温暖。饭食都很好，饺子、面条、米饭，交替供应。有一次，启先生十分高兴地宣布说，大家都别走，今天吃煮饽饽。我以为饽饽就是窝窝头，今天可能吃不到美食，不知启先生为什么如此高兴。等到上饭桌，却是几大盘三鲜饺子，原来“饽饽”在满洲话中就是饺子。旧式结婚，夫妇在洞房中吃子孙饽饽就是吃饺子，吃时房外有童子问：“生不生？”明明是煮熟的饺子新郎必须按事先的排演，连声说：“生……生！”以示多子多孙的吉兆。

    启先生周围的年轻人，多是向启先生学画的，有求画稿的，有请改画的，启先生逐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并借此讲些画理、画技以及文史界的掌故轶闻。我虽不学画，但亦侧坐旁听，丰富了见闻。渐渐我对书画也兴趣日增，但自知资质不够，未敢贸然陈请。直到升入大二的某一天，我在无其他人在场的时候，鼓足勇气向启先生提出学画的要求。启先生当即毫不迟疑地同意收我为弟子，并从抽屉里拿出几张元书纸，画些枯枝、山峦和简单的皴法，让我回去练习。并嘱我每天摹写《黄庭经》和《乐毅论》小楷各一页。启先生作画时，潇洒自如；而我临摹时，愈画愈不象，手亦不听指挥。经过两周，始略见近似。启先生看过我的习作后，又动笔改了几处，使我原来的丑陋画面稍见生气。光一些枯枝与山头，我就画了三个多月。虽然画稿的内容有所丰富，我的习作也有些进步，但我一直不满意自己的进度，甚至有些厌烦，画不下去了。后来我曾按启先生的扇面样本，摹写过两个扇面，虽勉强成画，但连自己都不满意，启先生看后，用笔略加点染改动，才大致像个初学者的习作。我的这两件习作，在1944年天津“启功个人画展”上夹带进去，居然被不识货者因有“启功补笔”字样而购去，我得到足够两个月饭钱的报酬，当时非常喜悦。直到晚年，我愈想愈后悔当初卖掉两个扇面的蠢事，否则留存至今，当是多么珍贵的纪念品啊！我学画一年多，虽然增长了一些画学知识，但画技一直进展不大，自己对成功信心不足，也担心消耗启先生的精力。终于有一天，我提出不再学画的要求，启先生似乎也看出我缺乏信心，只是不好中断，现在既然我提出要求，启先生略一沉吟，没有任何责怪言语，就微笑着答应了。这次辍画行为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虽然难以成为名家，但如掌握一定的画法，亦可作为陶冶身心的渠道，不负启先生当年教诲之劳。我虽辍画，但启先生和二位老人依然热情呵护我，我也照常每月去一二次向启先生请教文史知识。直到1946年我大学毕业由京返津止。

    1949年全国解放，我进华北大学接受南下培训，不久留该校历史研究室工作,还能不时去启府串门。1951年，我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两地分隔，事务繁忙，只能在有事去京时，顺路去探望一下。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有点假期，不是学习，就是政治运动，人际交往自然日少。虽然经历过一次政治大变动和历年的政治运动，但启先生依然保持原有的幽默豁达性格，对人直率坦诚，随意谈笑。启先生又不善周旋于人事漩涡，竟然误蹈陷阱，在1957年被戴上“派属右”的帽子，蜷居于西直门里小乘巷陋室，深居简出，潜研学术，但与故人却交往如旧。我每到北京，总留出到启府的时间，而启先生每见必邀我到附近餐厅饱餐一顿，笑谈往事而不涉当代是非。1960年我因接受政治审查而被挂起来内控，个人行动有某些不便，又不想写信以免被小人见缝插针，因此与启先生的来往几乎近于断绝。“文化大革命”时期，更不待言。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恢复正常，师生间又开始比前更亲密的交往。1978年，当启先生获知我落实政策被启用后，不时在见面和通信中说“王宝钏寒窑十八年，终有今天”（见《启功书信集》），既贺且慰，令人感动。我暗自一算，从1960年通知接受政治审查，到1978年落实政策，整整十八年。足见启先生关注之细，用情之深。

    启先生对自己的遭遇亦持一种淡然的态度，启功韵语中的许多语词就是明证。也许我能遇事不惊，也是在启府几年间的熏陶所致。我感谢老师和他的两位老人平和处世的身教。启先生由于少年孤露中年坎坷，对富贵利禄早就视如敝屣。他是民国元年生人，自称姓启，从未以清室贵胄自炫。启是清宗室的谱序溥毓恒启的最后一个字，启功是名字，如果他能在启功名字上冠以爱新觉罗字样，据说可能被安排在相当高的位置。他早年诗书画皆有极高的造诣，但从50年代后他以书法名，很少画作。我曾问过启先生左右的人，据说启先生有求必应，字比较简单，画太费时间，所以回应书法多。但据我所知，启先生也有拒写的时候，有某权贵以现金来买字被拒，有无聊之人屡次求字，被启先生写信拒绝。他曾给我讲过有人设宴，请他吃饭，旁边准备笔墨纸张，请启先生当场挥毫，启先生对经办人说，你准备饭我吃你准备纸笔我写你要准备棺材我就得躺？满座哄堂，经办人赧颜而退，终席未写一字。

    今年是启先生的百年冥诞，有过七十年师生情的我在思念中想写点纪念文字，大面上的事已经有不少人写过，因就记忆所得写些琐碎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