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规，开新局

    白化文（北京大学教授）：

    1959年，经程毅中学长中介，我得与中华书局搭上关系，到2012年中华书局百年局庆，已经53年了。参与编刊《文史知识》，也有32年了。我参加过中华书局多次庆十庆五的局庆，应邀或主动地写过与中华书局局庆或《文史知识》十年、廿年、卅年刊庆的稿件，前后不啻20篇。再写，也像马戏团的老狗熊，玩不出新花样了。可是，中华书局百龄大庆，按理说，非得写点不可。于是，搜索枯肠，先奉具贺联一副，文曰：

    中兴事业开新局；华国图书守旧规。

    这是一副嵌字联。从意思上说，我说的“中兴事业”是从1958年左右中华书局划定为古籍专业出版社时算起。

    中华书局是1912年1月1日元旦，即中华民国成立之日，在上海开业的，店门高悬一副门联：

    中原新气象；华国大文章。

    同时，立即推出新的整套民国教科书。真有从天而降的气势，起码把老牌子商务等大买卖（特别是专做教科书的）给镇住了，整苦了，经济上他们可亏大了。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大事件，常被书刊提出，津津乐道的。不过，在中华民国的38年里，中华书局因种种原因，还是敌不过商务；甚至从抗战时起，直至战后，更比不上国民党政府经营的正中书局等；连民营的开明书店也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中华有降至第三名以下的意思了。论老中华的极盛时代，还是自成立起至抗战前，在上海和商务竞争的时期。中华往往后发制人，商务出《四部丛刊》，中华就出《四部备要》；商务编纂《辞源》，中华接着编《辞海》；商务有老牌子杂志《东方杂志》，中华就出《大中华》；如此，等等。可怎么也还是竞争不过商务老大。其中缘故，先辈、时贤多有论及，我也就不多说了。不过，中华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先知先觉，眼光超前，行动果断，应该是能给后来人许多启发的啊！这次纪念中华百周年，我见局里早已铸出并安置了陆费逵先生半身像，良有以也。

    解放后，一改专业出版社，商务主要出“洋书”，受限制甚大，然而，有各种各样的字典、辞典支撑，也算红火。中华倒是中兴了，一心一意干起古籍，并且成为团聚全国古籍人才之地，还联合北大中文系，开办“古典文献专业”，俨然执古籍出版与研究之牛耳矣！这都与中兴事业的领导特别是金灿然先生分不开的。于今，正当又一次百花齐放百业新兴之时，中华再次腾飞之日，闻鼙鼓而思中兴将帅，何处更得先生！窃以为，当准为陆费逵先生造像之先例，也给金灿然先生铸像安置。盖以中华之历史，据下走的见解，当分为立专业社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各有千秋。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起，简直有点重新建社，面貌一新的意思了。

    老中华根据地在上海，改专业社初期，还设有上海编辑所。终究是两个摊子，难以统一指挥，上海改上海古籍出版社了，倒也不错。从这些年的发展轨迹看，既有某种分工，暗含着也有竞争，合乎事物发展规律。不过，不知怎么的，当初把上海乃至全国最完整的出版社图书馆（商务的涵芬楼毁于日寇轰炸）——中华书局图书馆，划给上海辞书出版社了。前几年我去参观过，看见还是原样，上海辞书出版社没有怎么动它。保存得挺好，可没怎么发掘其中的宝贝。即以陆费逵先生等人编写的那一套中华民国第一套教科书而言，其中某些（例如国文）如果能重印，让大家看看，也是满好的呀！建议：趁此中华百龄纪念良机，派人到那里看看，发掘点出来，也是好的。以往只编目录，见目不见书，稍觉遗憾。

    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向来要求不高。干古籍的更是如此。只要有相对安定的环境，有活儿可干，乃至有活儿可找并有雇主，大家就会十分主动地干起来。可是，古籍整理与研究，属于慢工出细活儿的工种，需要多年的种种投入，例如经济投入，岗位支持，才能出成果。经济效益还未必理想，至少是立竿见影的事不常见。像于丹女史与中华合作出的书，各种效益都大大的，实在不多。可惜这样的例子太少。有人说闲话，我不赞成。包括我在内，咱们都做不到，只能自叹弗如。千万别学葡萄架下的狐狸，愣说葡萄酸。我看，这种葡萄是特殊品种的甜葡萄。

    话又说回来，搞古籍整理，从历史上看，只赔不赚。全仗着咱们是社会主义大国，全国一盘棋，领导英明，肯于花大钱。这也是能给古籍整理工作者鼓气的事。例如，现在，中华出顾颉刚先生的全集，又计划陆续出老一辈学者的文集，实在是功德无量，而且鼓舞后来人的士气。大家能安心干本职，一辈子无怨无悔，这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咱们国家正在蒸蒸日上之时，古籍整理与研究也是方兴未艾。中华书局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前一段日子，中华似乎有走一段小小的弯路的趋势。可是纠正得快。其经验教训可能是：别出幺讹子，守住金老板旧规章制度，逐渐发扬光大，也就是了。谨以此奉献给中华书局：守旧规，继续开新局！前途无限光明！

    2011年12月1日，星期四，紫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