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者的人文守望

    在科学的威信如此崇高的年代，以下论点几乎成为通识：要做成一桩好生意，需要动用商业科学。文化既成产业，给我们一种起码的启发，就是要从市场角度去理解文化、运作文化。种种文化现象，既然一体纳入了市场的逻辑，那么，相通之处，所在皆有。以电影来类推出版：我们可以用“叫好”与“叫座”两个标准去评价电影，那么，据此分说出版，就有了价值出版和商业出版这两个基本的分类。但是，凡事最怕偏执一端，从市场角度去理解文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等同于市场。论斤说两做出版，未免迷失本来路，于是就有所谓“价值出版”的内在探究，就有了“人文守望”的旧调重弹。

    人文一词，殊难定义，只能取对证的方式去理解。读古雅的出处，《尚书》有“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引通俗的成语：“衣不如新，人不如旧”，都能感受到人文与技术的相对论。一般说来，人文常与科学、技术相对，考稽史实，鉴于科学的成功主要因其实际的功用，所谓科学常常是指“变革世界”的实用科学，等同于技术。人文是某种素养，技术是某种专长，专长容易辨别，素养殊难量化。逸出科学范畴的人文，如识别人心、默化习俗、价值观的创新与改造等等，并非技术可控。

    当然，对举并非对立，人文与科技若能彼此融合，将是一种和谐的景象。比如，印刷技术的发明，为人文思想的表达提供了长久而牢固的载体，在哲学家、历史学家看来，随着书写艺术和印刷技术的问世，奇迹对人类的真正统治才真正开始。而书籍，则具有使分离的事物接近和保持持久紧密联系的神奇功能。在这里，出版的意义，显现得如此的深刻。

    令人惋惜的的是，毕竟愿望不能当马骑，科技与人文的取舍，偏执一端是常态。自今视昔，明日黄花。自中国通商贸易、改革开放之后，传统成为怀旧之资，科技文明成为全球衡量进步的统一标准。前头说了，出版作为一门生意，商业科学似乎是当下亟待补足的功课，而人文呢，形象太内敛了些，担当太宏大了些；功效，又太让人着急了些。现在是工商社会时代，这个时代，目的明确，追求利润，人，变得工具化了；书，也因此手册化了。商业出版，追求的是市场效果。不可否认，它的追求相当纯粹，也因此可以用利润来量化。以利润判高下，源自工商社会的标准一统江湖，舍此无他。

    出版向来以传承人类精粹的精神文明为己任，那么在这么多世俗的生意中，出版理当有别于一般的算计。在商业出版之下守护价值出版的一席之地，人文守望是出版人的一个重要坚持，这些坚持虽然与纯粹的商业毫无关系，却让出版独有的精神特质得以延续。我们用兼顾“尚知”和“重情”的人文主义来代表那些具备思想性、社会性和文学性的优秀作品，他们既有“冷头脑”的理性思辨，又不乏“柔心肠”的情感共鸣，给读者展示以思想的超前、眼界的前瞻和文学的美感。当然，价值出版的读者向来是小众群体，但正是不断扩大的小众方能提升大众的素质，才能据此逐渐提高审美、评价和判断，才谈得上人类精神文明的传承与熏陶。

    人文与科技的对立，取哲学批评的角度，更确切地说，是某种关于真诚的信仰追求与某种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追思古老中国的重人文轻科技，导致礼仪廉耻败给了坚船利炮；而今经济一体，利润至上，标准又偏向了另一方。但是，“科技至上，唯利是图”之后呢？大概用得上哲学家的预言：目的不再考究，只崇尚方法的巧妙，行为终将流于病狂。人文一说重新提起，是在商业时代下的某种理念的纠偏。它的指代意义，更甚于它的本体内容。

    市场化条件下，出版业提出的“产品创新：以文化创造商业价值”的口号，可谓顺势而为。顺势而为的说法本身不错，然而有些错，是错在根子上，比如，“势”之研判；比如，“为”之内容。犯错犯在根子上，未免过于迁就现实，终至舍本逐末。我们也曾怀抱美好的愿望：商业利润出于知恩图报来反哺价值出版。但是，在“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礼物”——速度——面前，我们深深感到：人文守望，这四个字的知易行难可谓语重心长。

    中国经济出版社  吴航斌